15.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父亲起草并组织印发了《告上海市民书》，百万市民争相传阅。1947年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党团合并前夕，他拒绝高官厚禄利诱，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之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创办了上海市江湾中学，推行进步教学，资助师生投奔解放区，积极迎接解放。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教育学论著《父母与子女》，被大夏大学破格聘为教育系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介绍父亲到厦门大学任教。

　　受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有一次我问父亲：“作家是否就是最会讲故事的人？”父亲似乎认为我思考到了一点真谛，欣喜地拍拍我的头。

　　这时，回到家里见到父亲，我一身的疲劳顿消，脑海里浮现出少年时合家围坐吃晚饭的情景，父亲和我们弟兄仨边吃边高谈阔论，兴致勃勃地引导我们演习逻辑推理，同他辩论，执著地探求真理。还有我参加厦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前夕，父亲一句一句辅导我如何咬文断句、如何比划手势……那时的父亲恐怕想不到，他倾注心血培养的儿子40年后能进入钓鱼台国宾馆为国家效力。感恩！

　　1960年我中学毕业参加高考时，成绩在福建省文科生中名列前茅，但默写了我范文的同学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我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当年的一次内部审干中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直到“文革”后才平反），只能进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以年年各科成绩全优毕业后，我当了中学教师。“文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一心在全省模范教师大会上听到了小学生朗诵我写的献词，目睹台上台下许多人潸然泪下，觉得我应是匹“伯乐相中的马”，遂调我到福建团省委去创办《福建青年》杂志。两年以后，这本杂志成为全国最好、发行量最大的五本地方青年杂志之一。

　　1983年我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任社长，1987年兼任总社港台新闻部主任。正在北京熟悉总社情况、准备派往国外分社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使我改变了后半生的人生道路。

　　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李永得、徐璐绕道日本，闯进中国大使馆，宣布要公开访问大陆。这是台湾记者打破当局禁令的破冰之旅，轰动一时。而我在中央对台办直接领导下，被指派为在大陆接待他们的对口单位——中国新闻社的代表。

　　他们的民航班机从东京经上海来北京。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飞机到上海后把所有的行李都重检了一遍，因此他们抵达的时间延误了。我和中新社接待组的同事以及许多中外记者都在首都机场焦急等候。两位记者走出机舱门的第一句话是：“让你们久等了。”我立刻迎上去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

　　我这句应答，的确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因为事实上在机场等了很久，在心里也等了很久。没想到，“等了你们38年”成了第二天世界广为传播的新闻标题，外部有评论说这是中共的统战语言，人家一来就搞统战；内部有人质问，38年都在等台湾来人，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当时我在宣武门新华通讯社大院里办公，在路上和食堂里，能感觉到身后有人指指点点：“这个人去接台湾记者，等了台湾人38年。”我边紧张地从事接待工作，边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好几天，后来听说有上面领导肯定我这句话说得好，再后来听说是邓小平同志发的话，才欣欣然放了心。

　　这之后，好几个中央单位都要调我去工作，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1987年冬天，我踏进国港办机关大楼，接受入办面谈。李后副主任问我为什么选择来港澳办工作。我说：“小学上历史课时，就知道什么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国耻。现在离香港回归还有10年时间，如能参与其中，一生光荣。”李主任没再问别的，点头说：“欢迎你来港澳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