溽热闲散，便在家“淘书”。这是书友李福眠兄的发明，即经常盘点书房所藏，会意外发现时过境迁，自己也记不得的旧籍，感觉像又淘得珍宝一样。这不，一册老期刊赫然入目：《新中华》，且为创刊号。一时记不起此刊何时淘于何地，可能得自于上海旧书店吧。但肯定是“波澜不兴”，没有曲折的淘书故事，否则不会记不得。但倏然间想到，今年正值中华书局在上海创立百年之际，《新中华》可称是这家书局的一块金字招牌哪！

　　《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大十六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出版地址为“上海新闸路同德里一号”，主编者为“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三人，发行代表人为中华书局主要创办人陆费逵。陆于一九〇八年入商务印书馆，后任出版部长，兼主编《教育杂志》。为进行教科书改革，他毅然离开商务，发起创办了中华书局。书局先后办有“八大杂志”，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等，以及一九一五年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可惜仅办了两年，便因故停刊。而商务所办《东方杂志》，虽遇“一·二八”事变而短暂停刊过，复刊后仍风头健旺，影响日隆。中华书局决定创办类似《东方杂志》那样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新中华》半月刊便应运而生。

　　《新中华》刊名为古朴遒劲的魏碑字体，三字集自《张猛龙碑》。创刊号的要目就印在刊名下。扉页上印有“第二期要目预告”，因第二期将于一月二十五日出版，正值“一·二八”周年前夕，当为“纪念淞沪抗日战争周年”专辑。

　　《发刊词》高屋建瓴，言辞凿凿：“本社同人，极愿集合海内外之关心国事者，共谋介绍时代知识于大众之前，以尽匹夫之责，而共负此第一重之使命。应本孙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之旨，发为复兴中华民族之口号而挣扎，而抵抗！以延我四千年来民族之生命，战胜万忧丛集之危机。然而以文字笔墨之力，为鼓励民族意志，民族行为之工作，虽云微末，亦复艰重，同人不敏，窃希与时贤共负此第二重之使命焉。”最后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危舟将倾，惟求共济，愿国人有以教之！”在内忧外患之下，这是文化人发出的呐喊！即使今日读之，亦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

　　创刊号以陆费逵的《备战》一文打头。在民族危机日重之时，他详细分析了太平洋周边形势。在经济文章中，有银行家陈光甫的《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等，文化教育方面有金兆梓的《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鸟瞰》，舒新城的《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文学艺术方面有宗白华写的《哲学与艺术》，丰子恺写的《最近世界艺术的新形势》等，以及钱歌川的《大战以来的世界文学》，还有郁达夫的小说《瓢儿和尚》，巴金的小说《幽灵》，熊佛西的三幕剧《屠户》，舒新城的散文《故乡》，钱歌川、张梦麟的译作等，可谓名家荟萃，分量厚重。刊前有十余页插图，如刘海粟、徐悲鸿国画，外国版画及人物摄影等。充分利用自办刊物的优势，进行新书出版及产品宣传，这是《新中华》的一大特色，也是那个年代出版机构创办刊物的一种缘由。

　　《新中华》杂志因抗战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休刊。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由卢文迪主编，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四卷二十四期停刊，总出刊数二九一期。一种刊物跨越两个朝代，亦算长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