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萨里奇其实是一位中国通——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对中国宋代历史很有研究。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是，他在美国的一所知名大学中教授过“宋史”。

　　时值1998年4月，春暖花开的季节。正午时分，在上海淮海西路复兴中路口的一家餐馆里，熙熙攘攘，僻静的角落里坐着面对丰盛菜肴而似乎食欲不大的三个人。

　　我们和上海英文星报资深记者陈卫华谈得如此倾心和认真。我们正在试图“操纵”一位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总统访华时的一项行动！

　　我和陈卫华十分希望克林顿先生在访问上海期间，能够走进电台直播间，与中国、上海的听众进行交流。这桩史无前例的举动如能成功，将充分地体现出中国正在发展着的民主和开放，将通过世界主流媒体的报道扩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和形象，将对中国媒介、尤其是对中国广播电视的运作模式提供良好的案例。

　　很高兴萨里奇先生表示了对“克林顿与中国广播听众”对话这一建议的认可。他并且认为，这一行动完全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总统爱出风头，最喜欢‘第一次’”。

　　大约两三天以后，陈卫华告诉我，萨里奇先生已有传话，说克林顿果然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他详细询问了这种“广播对话”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影响力。

　　接下来，应该是两国间的“外交行动”了。萨里奇说，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美方并且认可我的建议，由“市民与社会”来担当这一非凡特殊的任务。

　　为克林顿总统走进电台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是紧张而愉快的。我至今仍记得与市外办陈延处长一次次的具体商议配合，至今还保留着一份与白宫安全顾问、新闻官员、警卫人员以及美国驻沪总领事、领事们愉快合作的清晰回忆。有一次忙到下午1点30分时，我向他们宣布，要请他们吃中饭，地点在电台食堂，每人15元标准客饭。决定宣布后，10多位满头大汗的美方人员顿时拍手欢呼起来。我想那一顿饭他们一定吃得很愉快。因为显然他们饿坏了。

　　按照当时广电局局长叶志康的要求，在克林顿总统访沪的前两天，我通知左安龙、徐蕾两位主持人做好准备，并在以后仔细审阅了他们的主持策划。

　　以后，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克林顿总统在徐匡迪市长的陪同下，走进上广直播室。他看起来气色不错，心情不错，谈得也不错。中途通过安全顾问伯格先生与中方商量，想延时畅谈，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克林顿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描述了他的中国上海之行，并且这样提到了做客上海电台的经历：

　　我们从北京前往上海，这次访问中最受启发的经历是我和市长一起参加电台直播，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很好但也是预料得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给市长提的问题更多；向他提问的人感兴趣的是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计算机，担心随着城市的越来越繁荣和越来越膨胀出现交通堵塞。我不禁想到，如果市民向市长抱怨交通堵塞，这说明中国政治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时间，造就着许多令人激动的历史。但是，有一些记忆是永不会被覆盖的。

　　以后，不管世界政局怎么变化，不管克林顿先生发生什么变化，我始终对这位总统先生心存谢意，心存敬意。谢谢他的“配合”，还有萨里奇先生、陈卫华先生热情而充满睿智的合作。

　　明请读一篇《重要的履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