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诗人朱健先生在《潇园随笔》里，收录了他的一篇回忆文章《胡风这个名字……》，谈到了他与胡风的渊源关系以及胡风对他的创作和人生命运的影响。这篇文章也收进了那部具有文献和史料意义的大书《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之中。撇开朱健与胡风的关系不谈，我在这里要摘引出来的，是发生在朱健与老诗人徐迟之间的一点往来故事，可以作为徐迟先生编辑生涯里风谊一例。

　　1955年夏天，朱健因为胡风事件被捕入狱。一年之后，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一过，他在公安局的单身牢房里，居然可以读书看报和写诗了。自己本来就是无罪的，现在，“亲友故旧一定会为我在这场风暴中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或避之惟恐不及。那么，此日写诗，异日发表，便是自己为自己‘平反’以昭告天下、安众亲友之心的最佳方策。”于是，在1957年创刊不久的《诗刊》上，竟然堂堂正正地登出了署名“朱健”的诗作，而且还不止一次，用朱健的话说是，“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我的诗”。

　　更有意思的是，热情而敬业的编辑们大约认为发现了一位“诗坛新秀”，竟然不断地驰书询问作者的现状和过去，甚至连当时正担任着《诗刊》副主编（主编为老诗人臧克家）的诗人徐迟，也亲笔写信给这个“诗坛新秀”，表现了足够的热情和关心。“对此，我颇感为难，实在没有勇气挑明自己一年前还关在公安局，现在正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朱健说。但是又不能长久地隐瞒下去。于是，他略施小计，在回复徐迟的一封支支吾吾的书信里，“顺便”拜托徐迟找另一位诗人王亚平，帮助他打听一位老朋友的下落。不久就有了徐迟略含幽默的回信：“原来你不是新人而是老手，恕我眼拙了。”

　　“完全是善意和友谊，毫无芥蒂之意。”这是徐迟的回信给朱健留下的深刻感受。要知道，那时候人人对所谓“胡风分子”都是避之惟恐不及，生怕沾上一点点关系，甚至还有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检举揭发、落井下石的。果然，朱健推测，徐迟很快就“尝到了与胡风这个名字相联系的一枚吞不下吐不出的苦果”。因为不久他就又收到了徐迟的一封来信，信里附着一个显然是从一张稿纸上裁下来的小纸条，上面明确地写道：“这完全是胡风到处有生活的谬论，作者……”云云。朱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诗刊》的别的编辑，对朱健寄给该刊的信中的几句话的“评点”或“按语”。如果照此生发开去，在当时的形势里，是足以使朱健重陷囹圄的。徐迟也未必不会想到这个后果。但他可能是为了不使朱健过于尴尬甚至可能产生新的恐慌，就只在信上淡淡地“提醒”了一句：“一位编辑提了这样的意见，供你参考。”

　　“参考什么呢？”朱健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势里，不仅朱健感到了尴尬，而且，徐迟的尴尬之状也可想见。“于是，《诗刊》，请从此别！”朱健在回忆了这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后，由衷地写道：“今日重提此事，我仍然不能不感激徐迟的美意。他没有按照当时政治风尚，把这些‘材料’加‘按语’转到我所在单位的‘组织’，实在风谊可钦。”

　　而这件事，徐迟先生在世时，我曾笔录过他谈《诗刊》创刊前后的经过，以及他任职《诗刊》副主编的那段时间里的编辑经历，却从未听他谈起过。这可以说是又一种人格风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