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地传统年画中,上海小校场年画因其迥异于各地出品的鲜明特色而广受关注。小校场年画的繁盛期距今虽仅100余年之历史,其消亡速度却十分惊人,至20世纪中期几已难觅踪迹,种种疑团至今难解。
壹 来源之谜
年画1860年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的观点为学术圈普遍接受,但来沪的到底有哪些人?有多大规模?哪些人是继续从事年画创作和生产的?种种疑问至今仍无答案。
上海大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开始有年画供应,但只是零星点缀。有人认为,最早一位来沪经营的桃花坞画商是清道光年间在小校场设摊的,名叫项燿,曾开过飞云阁、文仪斋等画店经销自己出品的年画。当时上海是否真有年画创作似乎还缺少文献依据。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说法是:1860年太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落户城南小校场,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书画笺扇店庄。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小校场因临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至光绪年间,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节时分则销售更旺,众多画店笺铺林立其间,小校场遂有“年画街”之称,小校场年画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光绪末年有人撰竹枝词描写年画销售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呈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堪称清末上海年画销售实景的写照。
从目前已知文献来看,太平天国期间桃花坞年画商迁移到上海并继续从事年画生产和销售的情况,尚无详细明确记载,一些细节更付诸厥如,如当时从苏州逃难到上海的年画商到底有哪几家?著名画师和工匠有哪些?继续从事年画生产和销售的有哪些?上海的年画店铺哪些是桃花坞画商开的,哪些是上海本地画商开的?这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仍是一个谜。
贰 作者之谜
中国各地年画大都有些出名的画师和技师,年代、姓名、作品和主要事迹都大致清楚,而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几无清晰可辨的画师和技师。吴友如和钱慧安是以往人们常列举的创作过上海年画的著名画家,但实际上却无明确考证清楚的作品存世;周慕桥是近年学术界挖掘出的创作了众多年画作品的上海本土名画家,但其生平也不详。
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造就了融会中西、兼容并蓄的海派艺术。许多外埠画家纷纷携艺来沪,使之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并促使“海上画派”的诞生。近代上海画家虽人数众多,但和年画发生关系的却少之又少,若要在这极少数画家中找出领军人物,先想到的必是吴友如和钱慧安,他们画艺高超,影响也最大。
吴友如(?~1894),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约1860年太平天国期间避难来沪。光绪十年(1884年),应《申报》主人之请主绘《点石斋画报》,描摹社会风情,开创中国新闻时事画之先河。关于吴友如在上海参与绘制年画之事,至今并无确凿文献可征引,但我们在现存年画中确实可看到不少署名吴友如的作品,如《闹元宵》、《豫园把戏图》、《法人求和》等,多由姑苏老店吴锦增、陈同盛等刻版刷印。吴友如是职业画家,卖画为生,不排除他有可能为稻粱谋而应邀绘制年画,但从这些年画作品来看,构图草率、画笔粗俗,不可能是他的作品,当是冒名之作;还有些年画如《法人求和》等,具有明显的石印绘画特征,很可能是由石印画作直接翻刻而成。吴友如因主编《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在晚清画坛享有盛名,年画作坊以其画作翻刻制版或冒其名义出版画作,既印证了吴友如画作的广受欢迎,也说明年画商人在顺应社会潮流方面极具商业头脑。但吴友如和上海本土年画的创作发行是否真正有商业契约关系,尚存很多谜团。
除吴友如,另一位有年画作品存世的著名画家是钱慧安,在晚清画坛,他的名声甚至超过吴友如。钱慧安(1833~1911),上海宝山人。他幼年即习丹青,光绪初年已成为海上画坛名家,尤以人物画著称。钱慧安晚年曾应天津杨柳青之邀北上绘制年画,所作大都以前人诗句或典故为题材,人物传神,意态高古,有浓郁的文人情趣,在京、津一带很受欢迎。但作为海上知名画家的钱慧安,却似乎并没为本土画店绘制过年画稿,现仍存世的小校场年画中,尚未有钱慧安作品发现。钱慧安为何会舍近求远,北上天津?是杨柳青出的价高还是别的原因?我们期待有新的文献发现来打破这个谜。
据笔者考证,真正对小校场年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吴友如的同门师弟周慕桥,即今天在很多年画上都能看到的“古吴梦蕉”。周慕桥(1868-1922),名权,字慕桥,号梦樵(亦作梦蕉)。周家很早就从苏州迁来上海,周慕桥自幼聪颖,出名甚早。在现存上海小校场年画以及苏州桃花坞年画中,署名“古吴梦蕉”的作品很多,且不少是优秀的代表作品,如小校场年画中的《闹新房》、《五子夺魁》,桃花坞年画中的《冠带流传》、《琵琶亦是寻常韵》等。但这个“古吴梦蕉”到底是谁?说法不一。其实,所谓周权、周慕桥和梦樵(梦蕉)三位一体,均为一人,正好是同一人的名、字、号。这也是当时文人吟诗作画常用的署名方式;至于“蕉”和“樵”的相混互用,更是当时人在署字、号时谐音互换的常态。如我们再作探询,可发现周慕桥凡在画报上发表作品,多署“慕桥”或“周权”本名,在年画上署名,则一律署号“梦蕉”,几无例外!周慕桥是近代上海文人画家中绘制年画数量最丰富的一位,但他怎样从一个新闻时事画家变为年画绘者,何时开始从事年画创作?当时和他一起为年画店主绘画的“点石斋画家群”中还有哪几个?谜团甚多且均未解。
叁 传承之谜
相比画师和技师,小校场年画当年的销售模式和规模更模糊不清,至于从作画到雕版再到刷印的生产各阶段,也无传人。今天的朵云轩等单位,虽然还有作画、勾线、雕版等技师,有的还荣获了非遗传承人的称号,但其实和年画并无太大的关系。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最重要的主角就是活着的继承人,而有继承人就说明这项遗产还有生命力,还在顽强延续。令人痛心的是,若以此对照,上海的本土年画可以说已不复存在,短短100年,小校场年画作为一种产业已消逝,作为一种技艺已经失传,是中国各产地年画中少有的没有传承人的一种。小校场年画至今到底有多少作品存世?它们又具体收藏在哪里?也缺少一份详细准确的目录。小校场年画的研究现状更难让人满意。上海迄今没有关于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专著问世,散篇的研究论文为数也不多,且少有对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认真发掘,研究也缺乏深度,缺少新意。此外,我们至今也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业人的传承谱系,其绘稿、刻版、刷印、销售、使用的具体情况更是长期缺少调查。这在中国各年画产地中很可能是仅有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慨万分。
肆 衰落之谜
上海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期只有大约三十年的光景,也即从1880——1910年左右,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民国时期繁盛的月份牌画,虽说和年画有着说不清扯不断的复杂关系,但毕竟不能等同于年画。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历史悠久,产地众多,但最后的繁盛和终结却都是在上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中国传统年画在上海得到了很大发展,最终也在上海消亡。
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在晚清有过短暂的辉煌,但仅约30年的时间就迅速走向衰落,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原因很多,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否还是和上海这座城市有关呢?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超其他一般城市,各类形式的新鲜事物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城市轮番引领风尚,一种新鲜事物的流行,在上海平均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愈快,这种现象就愈甚。就小校场年画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1880年至1910年间印制发行的,这从年画上的绘制年款和作品反映的内容可以大致推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期间正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时段。大约从宣统年间起,也即20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随着社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月份牌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并迅速走向衰落。我们可以从现存作品上得到印证,在小校场年画中鲜有反映民国社会生活的作品存世,这也说明,那时的年画店庄已没有很大热情去从事传统年画的生产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工业,传统只能扯起白旗投降。
伍 存量之谜
全国各地年画产地,作品存世量大都尚可乐观,几千至几万幅是普遍状况,有的地方甚至私人藏家手中就拿得出上千幅当地年画。至于年画雕版,存世量也不在少数。而距今只有百年历史的上海小校场年画,可考的存世量,可能不超过一千幅,且散落在世界各地。
就国内年画收藏而言,各产地的博物馆都有比较丰富的藏品,但大都以本地作品为主。小校场年画,目前也主要由上海的文博机构收藏。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图书馆。上图年画藏品有四千余幅,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期间的作品,最出彩的正是上海小校场年画,这也成为上图馆藏年画中的精华部分。这些小校场年画大约有近300幅,是国内外文博机构中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项收藏。上海美术家协会收藏的各地木版年画大约在三百幅左右,以杨柳青、杨家埠和桃花坞为最多,然上海本地年画却非常之少,约仅占百分之五。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年画数量大抵和上海美协相同,但小校场年画占到总量的近一半,可谓目前收藏上海年画数量仅次于上图的机构之一。尤其难得的是,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小校场年画的雕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上海的一些民间收藏家,收藏年画数量也不少,但基本都是民国期间的石印和胶印年画,很少看到有真正早期的小校场木版年画。当然也有例外,如合肥石先生和上海舒先生的藏品中就有不少精彩的小校场年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外的收藏更难统计,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英、法、德、美、瑞典和匈牙利等国都有上海年画的收藏,数量较多的则是日本和俄罗斯。
据此,国内外公家机构和私人所藏小校场年画可以有一个大致统计:国内已知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数量大约在600幅左右,国外公、私机构和个人这方面的收藏大约有300幅,两者相加,国内外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总数仅约900余幅。当然,这只是目前并不完全的统计,民间藏龙卧虎,英雄辈出,上海小校场年画的真正存世量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