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去西藏工作，而且一待就是十五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人生历程。

　　1966年3月2日晚上，我突然接到上级组织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早晨去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谈话。我问有什么事。回答“不知道”。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到达华山路海格大楼，当我走进干部一处办公室刚刚落座，处长同志就直截了当对我说：老任同志，组织决定调你去西藏日报社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党章规定“个人服从组织”这个原则是清楚的。因此，我当即回答：服从组织决定。但是我请求组织给我五至七天时间回山东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处长同志回答：我仍无法答应你的请求，因为一周之后你就要动身进藏。至于你要求回老家探亲的事，我们会通知你爱人所在单位，让她代你回老家探望。就这样，我开始了西域高原的生涯。

　　我进藏的第一站是西安。3月10日晚上10时我准时到达上海火车站，车票是组织部代买的。让我未曾想到的是，组织部来送行的同志向我介绍了两位和我同行的同志：一位是上海青年报社的高钟灿，另一位是浙江日报社的杨炳。我们三人同在一个卧铺车厢。初次见面，谁也不想睡觉，一直聊天。从闲聊中我知道了老高同志1946年就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解放后从上海青年报创刊开始就担任编辑，后担任编辑组长；老杨同志是宁波人，曾参加过四明山根据地的斗争，解放后先是担任省政府领导同志的秘书，后来转到浙江日报社，曾任驻嘉兴记者站站长。由此看来，我们三人中老高、老杨都是新闻专业人才，只有我是个“半调子”货色。

　　3月12日清晨，火车到达西安，我们顺利住进了西藏驻陕办事处招待所。三人都没来过西安，一放下行李就去逛西安大街，中午在一家饭馆吃了羊肉泡馍，下午才回招待所。专程从拉萨来接进藏干部的西藏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王民同志已在我们住的房间内等候，他介绍说：“你们这批进藏的干部共有七位，都去西藏日报社工作，这是中组部、中宣部按照西藏区党委报告请求决定的。除你们三位外，三天内河北日报社时事部主任韩永、内蒙古日报社驻包头记者站站长王志斌、山西日报社驻晋中记者站站长闫振华和山东大众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所梦九将陆续到达西安。我陪你们七位同志一起进藏。”

　　3月17日，我们一行八人踏上进藏的第二站：柳园。大家只知道柳园在甘肃省境内，至于在哪个方位和当地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同行中有人找来一本全国各省地图，大家一起翻看，发现地图上标注名称叫“红柳园”。于是，我想既然叫“红柳园”，那一定是个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的美丽的地方。3月19日上午在柳园火车站下车一看，顿时大家傻了眼：除火车站有几间陈旧的房子和进藏物资运输站的两排房子外，方圆几十里内没有一户人家，这里不仅没有“红柳园”，连一棵像样的树也没有。怎么这样荒凉呢？我们住进运输站后，知道了答案：当地根本没有水源，进藏出藏人员饮用的水都是从80公里外用汽车运过来的。

　　在柳园运输站，我们遇到西藏歌舞团三女一男四位同志，男同志名叫糜若如，是著名歌唱家。他们于三天前到达这里，和我们一样在等待乘拉萨开来的客车返回西藏。

　　进藏第三站：奔赴拉萨。我们一行在柳园住了六天，3月25日上午，从拉萨开来一辆大客车，当天下午就要返回。大家急忙收拾行李，午饭后登上了客车。客车整洁，座椅舒适，每个座位上都有供氧器具，里面却没有氧气。司机师傅看上去三十多岁模样，身强力壮，开车技术非常熟练。他不爱讲话，若一旦开口，就说一不二，谁也不敢不听。车到敦煌，他发话了：大家下车，早点休息，明晨6时准点发车。原来有同志建议顺便去敦煌石窟参观，一看这种架式，谁也不敢响了。

　　3月26日上午9时，客车到达青海省格尔木，司机同志又下达“命令”：下车吃早饭，饭后继续前行。令人想不到的是，客车开出不到10公里，后面一辆吉普车追来，命令司机把客车开回格尔木，因为车上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进藏，必须在格尔木进行体检。所谓体检，就是医生给每个人量量血压，听听心率，不到一小时就完事。当年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海拔二千多米。这里是青藏公路的起点站。我们在格尔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客车又上路了。按规定，从格尔木至拉萨需经6夜7天时间，但我们这趟客车司机执意要在4夜5天内到达。客车在青藏公路上高速行驶，我们在车上东倒西歪，迷迷糊糊瞌睡，只有河北来的韩永同志开始高山反应，两手捧着脸盆不停呕吐。当客车开上海拔四千八百米的昆仑山口时，司机让大家下车方便，我顺手捡了两块石头，准备日后带回上海留作纪念。这一天（3月27日）我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沱沱河运输站住下来。说来奇怪，大家在客车上只感到浑身乏力，住下来后却感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胸闷难忍。王民同志告诉大家：这就是高原反应。进藏旅途中最难熬的是3月28日，这一天客车先要越过“五道梁”。西藏有民谚：“到了五道梁，必定叫亲娘。”人到此地身体极度难受。闯过这一关后，客车接着要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在这个青藏公路上海拔最高的运输站住下来后，没有一个人去食堂吃饭，全部抓紧时间到房间睡觉。房间里是通铺，翻来覆去睡不着，吃过安眠药后还是不能入睡。半夜三更，来自内蒙古的胖子老王突然大哭大叫：同志们啊！你们去吧，我是过不去了！大家一起劝他别哭、别叫，否则高原反应更加剧烈。

　　越过唐古拉山后，客车进入西藏境内。经过在安多、当雄两地住宿后，3月31日下午客车开进阳光之城拉萨，直接把我们一行八人送到西藏日报社大院。此时，司机脸上露出笑容说：你们到家了，我这个月的奖金不会“泡汤”了。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本文作者为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于6月4日因病去世。这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