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我出生普通人的家庭，到了好读书时，虽是十年动乱，也受到有相当学问的邻里的影响和帮助，得以很好地成长。这更使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应该助人为乐。

　　“文革”中学校停课，不过《鲁迅全集》还可读，其中鲁迅先生对版画的提倡和研究，使我对版画艺术有所了解，也知道了版画名家杨可扬先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供职于文联研究室，与几位前辈办一份《文艺汇摘》，杨可扬是“人美”的领导，我偶而也因工作去老先生家。南阳路很近，他常写些文稿给我们，毕竟是老先生，稿子写得好，他总是笑笑说，“写得不好”。不过他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到美协后也邀他写稿。他也常常与我谈起自己的艺术经历。

　　后来他家搬去了苏州河畔的“半岛”，我去得就少了。那时老先生名重绘画界。但是每有版画活动，先生年长了，还是坐着轮椅来参观。“人美”出版了他的画集，我到他家看到了这本版画集，其中有老先生六十年创作的版画“雷锋像”。“刻得真好，”我对着这一页看了好久，“我想得到这张雷锋像。”老先生说“怎么你要这个”？我便把自己平日里喜欢学雷锋的故事讲给他听，他点点头。便送了我这张签名的“雷锋像”。

　　老先生逝世后，常有人提及上海版画界的往事，都说老先生提携年轻人，助人为乐。每每看着这幅版画“雷锋像”，就想到杨老先生的高尚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