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烟雨红船——母亲船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5月版），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党的一大南湖会议的情况，集中描写了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经过和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情况。

　　1921年8月2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有一条船，静静地停靠在嘉兴市南湖景区湖心岛东南角边。从1959年到今天，它在这里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每天，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或瞻仰，或凝视，或拍照留念，或流连忘返。50多年来，已经有成千万人次游客来看过它、摸过它、亲近过它了。人们为什么如此喜欢这条十多米长的小船？这条船是什么来历？它里面究竟蕴含了多少动人故事？这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船”的小船，以前的称呼是“单夹弄丝网船”、“游船”、“画舫”。让这条普通的、以前江南常见的小船，变身为“红船”的，是因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会议在这里举行。因为这次会议，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并且，还将因这次船上的会议，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在一大会议期间，有一个人忙忙碌碌、严谨踏实地做着会务工作。她就是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而会议开到后来，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提议，首先是她提出来的。

　　王会悟于1959年3月31日在《“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决定后，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到嘉兴时已八点多钟，先到城市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只大的，但他们[说]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四元五角，中午饭一桌酒菜三元，连小费共花八只洋，当时把钱付清，并对旅馆账房说，给留两个好的房间，如好玩我们晚上回来住宿。九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快十一点钟了，约开了一个钟头，即在船上吃午饭，酒菜是由船上备的。吃饭时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个圆的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代表们吃饭时，我没有一道吃，当时也不想吃，我一个人坐在船头上。”

　　作为一个亲自操办整个一大会议的唯一的会务人员，关于会务方面的回忆应该是最有权威的。代表们的行动路线、坐船吃饭等有关事项，在这里基本上都已经交代了。

　　但是，他们去嘉兴的时间到底是几月几日？有关党史专家对南湖开会的日期有多种说法。他们根据参加一大的有关代表回忆和有关资料，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说法，都是一家之说，但由于当时没有确切的记录，还必须依靠确切的资料来考证。

　　在这方面，一大党史研究学者王相箴写的《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很有说服力。我们顺着他考订的思路，再顺一遍，就更清楚了。

　　我们先看王会悟上面回忆的那段话：“……被迫休会，两天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决定后，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

　　“两天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照她的说法，7月30日晚上出事，两天后是8月1日，这天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会。当晚她去北站了解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那就是8月2日了。

　　那么，到南湖开会是不是8月2日呢？不能光听她一个人说。何况，她是1959年的回忆，离一大会议召开已经过去38年。有很多问题如果要确切结论，还是要依靠专家们来考证的。

　　笔者认为，要确切，就不能光凭人们的回忆，最关键的，要找到可以确信的原始资料记载。

　　陈公博写于1921年8月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原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写于一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月内，可以说是巡捕房事件发生后几天内写的。这应该可以作为当时的记录来看待，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他明明白白地写道：出事那天晚上，“……一直等他（巡捕房的人）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我听闻人说每逢中国当时得势的大官僚，和失败而挟金多的大人物，一到上海，巡捕房都派人暗中保护，我既不是什么巨子，又不是什么要人，对于巡捕房这种优待，真是感激不遑，只有敬谨拜谢，于是我们翌日便乘车游杭，消度我们的后补蜜月了。”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陈公博是30日的翌日，即7月31日去了杭州的。再看他写道，去了杭州后，“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返沪”，他是31日到达杭州，8月1日游山，8月2日游水，8月3日回到上海了。这时，他被告知，南湖会议已经开过了。这也证明，南湖会议是8月2日开的。再看他另一篇文章里的详细描述：当晚回到大东旅馆，“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我从地板跳起来，打开房门一看，看见走廊寂寞得没有一个人，只是急雨打窗，狂风吹面，我想明明有枪响，有惨叫，那莫不是我变了福尔摩斯的案中人么？我唤起励庄，告诉他我所闻，但两人都猜不出什么事故，我反怀疑是一种梦境。还是睡吧，到了九时，有一个茶房跑进来，说你们隔壁房间有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我和我的太太，趁着巡捕和侦探没有光临，遂离开旅馆。先在一家饭馆安顿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鹤鸣告诉他昨夜的经过，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我更可以从容的游西湖，逛灵隐了。”

　　这里他描述的大东旅馆凶杀案，有报刊明确的记载来印证。1921年8月1日《申报》和《新闻报》的记载是明明白白的：凶杀案于31日清晨发生。这就更是证明了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确实是7月30日，当晚陈公博回到大东旅馆，31日清晨发生凶杀。陈公博当天下午去了杭州。陈公博接着上面的文章继续写道：“初到的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天热的杭州，等于一个大汽炉，蚊大如蝇，夜热逾昼，我们只好赋归了。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这里，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是8月3日回到了上海。而这时，南湖会议已经结束了。南湖会议确实只能在8月2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