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总统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两天后，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举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同时也是韦尔斯在伦敦的最后一晚。这次，张伯伦的决心有些动摇了。韦尔斯直接询问首相，如果德国纳粹撤出波兰和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并且制定出裁军方案，他是否仍然拒绝与纳粹谈判。对此，哈利法克斯增加了新的条件，包括奥地利的自由选择。韦尔斯回答说，墨索里尼认为“按照这些条件和谈不是不可能”。此刻，一直伴随其美国同胞的乔·肯尼迪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干涉。如果和平在望，而英国拒绝参与和平谈判，他大声喊道，其立场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你们坚持这种立场，”他说，“为什么我还要带头反对张伯伦政府。”首相的回答是如果出现这种政策的奇迹般逆转，他不会拒绝和谈。

　　当晚，张伯伦为美国人和少数英国同行举行了宴会。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楼上的宴会厅宽敞明亮，装饰着厚重的镶板，挂着惠灵顿、纳尔逊、皮特和福克斯的画像。张伯伦满怀深情地谈到他的老朋友“卡蒂”，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皮博迪是韦尔斯、莫法特及罗斯福的校长。丘吉尔对人们谈起了他对英国人思维方式的看法，“比如工人，”他说，“他们就有主见，他们不能容忍反对德国战斗的懈怠。”

　　第二天早上，韦尔斯给人们留下各种不同印象后离开伦敦。张伯伦在议会上形容他是“能力超群，思维敏捷，才华洋溢的人”。哈利法克斯出人意料地喜欢韦尔斯这个人，但认为他“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倾向于感觉问题可以通过字面上的诚意解决”。罗伯特·范西塔特的评价便没有如此宽容，他多次激动地指出：“韦尔斯过于天真、油腔滑调、轻率浅薄，”并且，“是个国际麻烦。”

　　韦尔斯在伦敦的行动出现了变化。他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而非征询对方的观点，他开始寻求和平计划的轮廓。很多与之交谈的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在自我发挥。外交部认为，特使超越了总统的使命，这两人的思考“肯定是分道扬镳的”。“韦尔斯有他自己的想法，”一位英国外交官谨慎地说，“但我们得等等看，他是否能把他的想法‘销售’给罗斯福先生。”这一天比人们预料的来得要快。

　　3月14日早晨，韦尔斯一行乘坐首相专机从亨登机场起飞，很快就陷入暴风雪包围中。飞机完全靠盲飞，所有乘客都遭到无情颠簸，但飞机终于在云层的空隙中找到了勒布尔歇机场，并且用“令所有人耳朵失聪数小时的速度”降落。他们仅在法国首都逗留了数小时，然后登上前往罗马的火车。两星期前，韦尔斯答应了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要求，在他返回美国途中与意大利方面再次会晤。他希望在其大军开拔前，为破坏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再走一步棋。或者，他有可能阻止他们发动战争。在罗马，媒体的各种虚幻推测层出不穷。记者密切关注韦尔斯对罗马的再次访问。

　　在与外交部长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进行的第二轮会晤中，韦尔斯再次慷慨地奉献上甜言蜜语，强调意大利对欧洲事务中的中心作用。他降低了英国和法国不让步的调门，说他的感觉是，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地区独立，奥地利全民公决，和普遍裁军的基础上，和平是有可能的。他让齐亚诺感到如果盟国“能够得到某种安全保证，他们愿意或多或少作出让步，并且承认既成事实”。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许诺的让步。韦尔斯是在竭尽全力弥合各方的分歧。

　　在威尼斯宫昏暗的办公室里，看上去更加精力充沛的墨索里尼警告韦尔斯，德国人即将发起攻势：“距离半夜仅剩一分钟了。”两天后，他就要去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的勃伦纳山口与希特勒会谈。如果他能够看到推迟进攻的任何希望，墨索里尼坦言，他必须让元首也看到这种希望：盟国在关于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上不是不能妥协的。墨索里尼询问韦尔斯，是否愿意委托他将韦尔斯关于欧洲和谈可能性的观点转告给希特勒。特使回答说他需要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当晚，他给罗斯福打了整个出访期间的唯一一次电话，总统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