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挂官一月安东令

　　岁月又一次地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期，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9）来临了。以“戊戌变法”载入史册的这一年，惊涛骇浪过后，即是血雨腥风。尽管吴昌硕还不具备卷入这些历史风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但他与置身在风暴中的人，却有着或师或友之情。

　　三月阳春，他赴陶都宜兴公干。宜兴，古称阳羡，一个连太阳都羡慕的地方，自然是钟灵毓秀之地了，这里的泥土色彩斑斓，人称“五色土”，烧出的紫砂壶，被尊为“紫玉金砂”。紫砂壶艺发轫于北宋，欧阳修有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明代后，出现了供春、时朋、时大彬等壶艺大师。清康熙年间，博学多才的陈鸣远崛起于壶苑，继往开来，精品迭出。嘉道年间，以“陈杨合璧”名世的陈曼生、杨彭年领军紫砂界，接着以“一壶千金”传世的邵大亨，更是才高艺精。至清末，朱石梅、黄玉麟、陈光明等亦成紫砂大家。

　　吴昌硕的好友任伯年不仅自己能制壶，亦曾用紫砂塑其父任湘云的全身像。在吴昌硕的案头上，常放一把提梁紫砂壶。壶壁上所刻的两只龟，即出自任伯年的手笔。另外。吴还与当时的壶坛名家黄玉麟合作了《弧棱壶》，壶面刻有吴昌硕手书的铭文。下钤吴昌硕印，壶底有“黄玉麟作”的篆文方印。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温熙的冬阳映照着虞山鹁鸽峰下的一座简朴宁静的民居，这就是翁同龢被罢官革职而隐居在此的“瓶隐庐”。吴昌硕在沈石友的陪同下，专门来此拜访，想慰藉一颗失意而孤傲的心灵，他还带了自己的诗文书画，想请教于这位帝师大儒。

　　掩隐在“溪添半桥绿，山可一窗青”的“瓶隐庐”，寓意为守口如瓶而隐居于此，内中交织着翁师多少无奈和凄凉。与四年前吴昌硕到北京拜访翁府的那种热闹尊贵相比，此时的“瓶隐庐”显得是如此的清寒寂然，可惜的是翁师刚外出，吴昌硕又无缘相见。在访翁师未遇后，沈石友欲请吴在常熟小住几日，但吴却谢辞了，连酒也没顾得上喝一口，就冒雪夜乘小船返苏州。

　　从乡村的同治童生、咸丰秀才到姑苏的“酸寒尉”，这么多年来，吴昌硕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子，他对仕途是有所向往的。自山海关从军失败后，他还依然在小吏任上维持。然而按清朝的官场规则，在当了多年的小吏后所积聚的资劳（资历），可以上升为知州虚职，再经举荐可得实职。也就在他访翁同龢不遇归姑苏后不久的十一月，经同里丁葆元的大力举荐，他出任淮安府安东县（今江苏琏水）的县令。

　　吴昌硕已年届五十六，对于这显然迟到的官运升迁，他并没有什么大惊大喜，而是抱着既授之，就纳之的平常心。安东在淮阴的东北面，黄河古道的北岸，地处淮河流域。这里土地贫瘠，大多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连年歉收，乡民穷困。吴昌硕到任后，取水研墨作书或调色绘画，此水都难于和墨色融解，何况人取之饮用。于是便立即请人打井取水，并让百姓前来取水，惠泽乡民。

　　吴到任后，深为琐碎的公务及每日的坐堂问案所厌烦疲倦，他在给老友沈石友的信中亦苦恼地写道：“聋瞆之人，居然登之堂上，自审殊可笑。”况且清末的官场已是十分腐败，吏治更是混乱昏庸，作为小小的县令对上要打点逢迎，巴结讨好，对下要审案查办、催税纳贡等。吴昌硕本来已人到中年，对功名仕进已逐渐淡漠，如今深陷衙门，真切地感受到了官场的黑幕。于是，他疏于坐堂，无意理政，不管吏事，在寓所内写字作画，奏刀刻印，衙内变成了艺斋。

　　弹劾吴县令的奏本已放在了淮安知府的案上。一纸传书将吴昌硕叫去问责，罪状之一就是为何擅自凿井？缶翁实话实说，当地之水系盐碱，不能砚墨调色。淮安知府听后厉声斥其荒唐。于是，知府大人立马给吴县令颜色看，要他去查办清理清河县（今江苏淮阴）的历年积案。此处地贫多盗，治安瘫痪，因此案子积重难返，如今要文弱书生前去办案，似乎带有惩罚的恶作剧。至此，来安东一月的缶翁已对官场心灰意懒，对仕途已无期盼，他做出了辞职的决定，以“重听加剧”为由，挂官而去，从而在他的人生履历上留下了“一月安东令”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