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广场舞困境”

　　上海的广场舞团队不低于数万支，舞队与舞队、舞队与居民、男舞者与女舞者等方方面面的人际交往都仿似“江湖”。放眼全国，“广场舞现象”矛盾都十分突出。

　　经济学家鲍勇剑用经济学理论说，大妈们活动时间超长，与其他社会活动时间发生重叠，形成“公地悲剧”。其次，广场舞场地属性多元，可能算小区，可能归城管，可能属商家。而广场上的大妈，跳的可能是属于体育的剑舞，也可能是跳属于文化的扇舞。这就陷入了“多头管理权矛盾”，出现“要么过度管理，要么扼杀活力”的两难困境。再者，大妈们热衷跳舞，却很少有人主动维护跳舞环境，如场地清洁、噪音干扰、人际沟通、关系维护等。环境资源每况愈下，就陷入了经济学概念里的“囚徒困境”。

　　社会学家蒯大申认为，广场上跳舞首先创造了一个大妈的社交平台。他说，在香港、台湾和上海三地举办的城市文化论坛上，广场舞也成为热议。这个开放的社交平台由大妈们自己创立，创立之初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只是这个平台被逐渐寄予了健身、文化、寻偶，甚至帮派、推销、盈利等各种与初衷不一致的目的，形成了一个无序的“小社会”。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通过广场舞这个社交平台给大妈们生活带来的积极意义。

　　政府相关部门出手

　　也正是困于“要么过度管理，要么扼杀活力”的两难，虽然方方面面都期待政府相关部门“发声”，但是目前，仅有市群艺馆、东方社区文化指导中心以举办舞蹈大赛的方式“引领”绿色广场舞。

　　据东方社区文化指导中心主任卢秋勤介绍，此次报名参赛的有近千支团队，届时将有2万人在广场、公园、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48个赛点公开亮相。他们中既有社区文艺积极分子，也有自娱自乐的阿姨妈妈，平均年龄近60岁，民族舞、流行舞、古典舞、踢踏舞、现代舞、健身舞和时装表演等轮番亮相。“幸福、精彩、和谐、文明、欢乐、健康、绿色、美好”是大赛主题。

　　为静安区部分广场舞大妈发放无线耳机，这是一个创举，能解决“噪音干扰”。区文化局请来柏万青，与三位舞蹈家评委一道向五个街道舞蹈团队赠送中信提供的带有广场舞音乐发射器和无线接收耳机的礼盒，不仅让广场舞爱好者体验一把高科技，也让周边居民感受绿色和谐的优美环境。

　　闵行文广局建设完成了100个社区文化广场，包括5个示范广场、13个中心广场及82个标准广场。闵行区13个镇上，平均每个镇拥有7至8个广场。这些广场还备了灯光、音响等设施，使其不仅能用于广场舞，还能用于公共文化演出。

　　事实上，维护和谐社区环境早就有法可依。2013年出台的《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中，明确了“居民参加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应当遵守相关规定和社会公德，避免影响其他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公共资源有倾斜

　　借举办市民文化节之机，全市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积极为广场舞挪地方。南京西路、曹家渡等将篮球场变身“多功能广场”，早上6：30至12：00开放给社区老人锻炼身体、跳广场舞，下午和晚上则成为青年人的篮球天地。

　　鲁迅公园曾因跳舞爱好者和体育锻炼爱好者抢占位置发生过冲突。事后，当地街道积极介入，做好各团队教育工作，为不同团队分配好活动场地，使居民们互谦互让和平共处。这次大赛主办方还将赛场特地设置到鲁迅公园，通过赛事将文明跳舞理念传播到居民当中。

　　东方艺术指导中心常年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派送舞蹈艺术指导员，如今他们又身兼“文明使者”一职，既教舞蹈，更说文明跳舞理念，并由此传播到更多广场舞大妈中去。

　　发起“绿色广场舞”

　　柏万青带领社区舞蹈团队代表共同宣读“绿色广场舞”倡议书，“文明多一点、礼让多一点、休息早一点、声音轻一点”，呼吁广场舞大妈互谅互让，时间安排在7点之后、9点之前，声音不超过60分贝。倡议说：“不占用公共道路，与他人共享同一个公共空间时，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尊重。”“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文明的行为影响，带动身边的人。”地铁二号线静安寺站出口还设置了一面“绿色广场舞”倡议书签名墙，广场舞大妈和路人都在此签下大名，纷纷加入到广场舞的“文明公约”中来。

　　卢秋勤介绍，参赛的大妈们社会经历丰富，唯独热爱文艺的心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广场舞由此成为她们自我释放的载体。80后的张娴敏说，“这群广场舞大妈，都是你我的妈妈。我经常鼓励我妈妈去广场跳跳舞。”

　　只有文明跳舞，才能让大妈们和周边居民都享受“幸福年华”。

　　本报记者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