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先生撰写的《吴宓与陈寅恪》，依据父亲的日记、书信、遗稿，参考大量档案文献，忠实记述了吴宓与陈寅恪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这一对旷世知交，哈佛同窗缔交，清华共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山水远隔，粤蜀相望，鱼雁寄情。书中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真切反映了他们对世局及知识分子命运的种种思考，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终身坚守。

　　这是一部研究性、实录性的学人传记，富有很强的历史现场感。一是含有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和实物图片；二是吴陈二人交往的主线之外，也留下王国维、梁启超为首的几代知识人的鲜活身影，对于20世纪思想文化史及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 （2014年9月刊行）

　　陈寅恪的学风

　　寅恪伯父家眷由城里迁入清华园后，父亲恢复了与寅恪伯父同散步的习惯，边走边谈。有时也在寅恪书房中谈，往往忘了时间。这一情形，甚至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寅恪长女流求留下深刻印象。她从小就知道吴伯伯是父亲常来常往的知友。她还记得吴伯伯有次请他们全家吃西餐，那是她生平头一回吃西餐，让她“高兴了好几天，记住了一辈子”！

　　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同住清华园并时常见面的父亲与寅恪伯父，有时竟也还利用园内邮递之便书信往来。下面一信便是例证。 

　　雨僧兄左右：孟老手書讀悉。溫君文雖未見，誠如　孟老所言必不可通也。自來研究義山詩者莫精於　孟老，其年譜會箋實一模範著作。弟曾細讀一過，故知之甚確也。若弟前作之短篇則其間除誤字甚多未及校正外，仍多解釋謬及推論不確者，故不欲存稿，早已將印本棄去，而　孟老尚以爲有可取之處，恐是老輩獎勵後學之意，讀之彌令我慚慄也。匆覆。即請 晚安 弟寅 三月廿一 

　　寅恪伯父此信末尾未署明年份，估计是父亲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候，赴欧游学前的一九三○年。寅恪伯父信中所说“孟老”，指张尔田先生，先生字孟劬，寅恪尊称为孟老。一九三○年二月三日出版的《文副》第百零八期，刊出《玉谿生年谱会笺》的作者张尔田《致本刊编者论李义山恋爱事迹书》后，父亲收见关于李义山的文章不少，可能是父亲将其中温君的一篇寄张尔田先生阅，张老在回复中提到寅恪伯父所作李义山文，父亲又将张老的信转送寅恪伯父一阅，寅恪伯父乃有此回信。信很简短，但从中可以看出寅恪伯父治学的严谨和对老辈学者的尊敬。 

　　其实寅恪伯父本人，对李义山研究精深，极有心得。他在清华所开的“文学专家研究”学程中，就有李义山专题。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北平晨报》刊出张尔田《与吴雨生论陈君寅恪〈李德裕归葬辨证〉书》一文。笔者按，《大公报·文学副刊》曾刊出《张尔田君致本刊编者论……》式的文章不下一二十篇，张尔田先生习惯以这种方式发表文论；上述文章很可能是投登《文副》，父亲服膺寅恪伯父考证，未予采用而转与他报者，所以题目不再是《致本刊编者论……》而为《与吴雨生论……》。 

　　据卞慧新君回忆：（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在清华“晋南北朝史”课堂上，有同学问及二月三日《北平晨报》所刊张尔田《与吴雨生论陈君寅恪〈李德裕归葬辨证〉书》文，寅恪伯父说明，他“所用考证方法，考‘时’及‘地’，与‘人事’合则是，否则非。犹解析几何中之Cartesi an Point （直角坐标上之点）者然”。他用这种方法考证洛阳出土墓志，知李德裕归葬洛阳在大中六年，而不是张尔田先生所持乾隆以来（冯浩）的说法定于大中二年。如义山于大中六年自东川幕至荆州代柳仲郢祭德裕，然后返回四川，则为先下水后上水；而不是张说所推的先上峡后下峡。如以冯浩定为大中二年义山“巴蜀游踪”之《荆门西下》诸诗，移诸大中六年，则行程与季节，以及许多人事，均能讲通。寅恪伯父谓孟劬先生为义山专家，然其说殊勉强，实难成立。今不拟答辩，免得他生气。由此可以看出，父亲和寅恪伯父等对老辈学者，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处理方式上还是相当和缓、大度的。

　　吴宓坚持写日记

　　父亲自少年时代起，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关心的朋友鉴于政治运动中多人皆由日记、诗稿招灾引祸，因此屡劝父亲焚毁日记、诗稿，或简择抄存，以免祸事。父亲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且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而乃宓拒绝昀、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且特务行事务为诡秘，岂有若宓之大书特书，将一己之所思所言所行所遇，不惮详悉，明白写出，以供定谳之材料，又靳靳保留为搜查之罪证书哉！（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之真实之意思，亦预拟之供状。倘异日发现宓日记而勘问宓时，敬请当局注意此段自白，并参阅1951（一月十六日）所记一段。至于安危祸福，究竟非人之所能知，更非宓所敢深计者矣。”

　　父亲原有意本年暑假回北京一行，观察实情，决定行止。然不久即为一桩“诗案”羁绊，不得脱身。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告诉父亲，他的诗句“谁怜禹域穷乡遍，易主田庐血染红”；“僧诵佛名行杀戮，麟为仁兽共鸮携”……已被摘入内部资料，油印分发，供西南文教会议代表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高校学习班学员研究讨论。父亲惴惴不安，准备接受严惩。

　　西南师院教务长方敬，由参加西南文教会议回校，父亲往访，自陈诗案，求指示。“敬谓诗案非政治行动，乃思想问题，不必作专案坦白，只宜检查宓自己之思想。将来在改造学习小组中，暴露宓所具之封建思想，届时可举宓所作诸诗为例证、为材料，即藉此坦白可矣。云云。敬又诵宓《送兰芳土改》诗，谓文教大会小组中研究此诗，指‘僧诵佛名行杀戮’句，疑宓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云云。宓急为之解。敬续谓政府本尊重而礼待宓，敬更深知宓平生不参加政治，绝无行动嫌疑。惟宓思想未纯，又素重感情，所谓温情主义者，难免不良之人，如某某某等，乘机以诗文或他事与宓接近，而别有所图，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慎防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