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早先我不理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多少年来这条纲线不可逾越。父子岂能平起平坐? 可是，岁月自让我品出个中况味来。

　　我的公公解放前就在沪新中学（它的前身即抗战时期的上海中学）任职。老人话不多，治家威严有加。五子一女小时候，凡遇到非父亲点头不能办的事，得让母亲当“二传手”。我先生是长子，高中考入他爸任职的学校，家内校内，父子俩不多话。儿子考高中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考的语文成绩为全校考生第一（当年考试成绩不公布）。当爸的自然高兴，但他从没跟儿子提过。后来，与我这也当教师的儿媳聊起考试琐事, 他才讲起，而此事已隔了几十年。1978年老人退休了，校领导请他去金山老干部学校教数学，一周没几节课，薪酬每月40元，还管吃管住，他却婉拒。那时我教两个班的课，每周12节，还兼着班主任，才拿36块大洋。对老人辞掉如此“肥缺”，儿女们都不理解。说：放着钞票不要，爸爸真拎勿清。公公知道后, 淡然而笑之，几次与我俩讲：“钱不能看得过重，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足矣”。他年轻时在家乡县政府任职，管过钱，经手的钞票无数。忆起往昔，他不屑地说：“那时要搂点钱很容易，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都用麻袋装着钱往家里背”。昧良心的事公公从来不做，抗战胜利后他两袖清风来上海谋生，儿女渐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不容易。因解放前他加入过国民党，有所谓的政历“污点”，解放后，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苦头吃足。好不容易捱到退休，过日子不再仰人鼻息，就想清静度日。他的薪水不低，级别是解放初定的中学二级，月薪104元，这在当年中学教员里是很高的。退休后他硬拖着婆婆回六安老家，写字、下棋、钓鱼，真正闲暇起来。可是婆婆没那份雅兴，她牵挂着家中两个尚未婚娶的小儿女。这样，乡居间的老夫妻不免常有口角。公公就给我们来信，叙“西线战事”，一写几页。他儿子不管工作多忙，接信必回，信也写得长长。鸿雁往来，父子情深寄寓其中。

　　儿女都成家后旧屋巢空，老人就盼着子女回家看看。每次去婆家，我想帮着做点家务，公公总是阻止：“别动、别动，坐下聊聊”。清茶一杯彼此对坐，家事、国事，大事、小事，侃侃谈来。老人爱怀旧，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抗战、内战，“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颠沛跌宕的艰难岁月，在回忆中一页页静静翻过。儿子则是听得多、说得少，他自己遇上麻烦，也向父亲袒露，三言两语的，父亲会指点迷津。有时老人骑辆旧自行车，斜穿半个市区过来看我们。有时还带几只婆婆裹的粽子或腌的咸蛋，见个面，说几句话。或坐下守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独自看场足球赛，满足地离去。

　　后来，婆婆得了脑血栓中风不起，请住家保姆，家里的场景常是：老太躺着，保姆坐着，老头忙着。儿女劝他歇歇，让阿姨去做，老人不听。他总说：“你妈跟着我苦了一辈子，病了，我不能不管她”这原话我一直记着。世事难料，一向健朗的公公却突发脑溢血病，竟先老妻而去。

　　追思会上长子忆父，拿稿子的手抖了多次，无泪，语不成文。父子间的理解与默契植根于骨肉亲情、植根于生活历练和修养积淀的沃土中，“多年父子成兄弟”，汪先生的话参得透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