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政协委员认为，“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看似草根，其实部分源于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规划相对缺位。此外，缺乏自律的公民素质和职能监管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自娱”与“自律”难兼

　　市政协委员金忠明认为，公民享有健身权与休息权，有健身锻炼的需求，但周边公民也有休息权，两种权利的冲突，势必产生矛盾。

　　由于没有明确执法主体，部门管理的职责不明确，且管理对象大多是中老年人群，属于已退休的“社会人”，存在“不服管”的情况，谁也不愿得罪人，于是互相扯皮、踢皮球，造成了谁也不管的尴尬局面，进一步导致了群众自发的极端解决方法。

　　金忠明认为，“广场舞”迅速蔓延之时，因管理制度滞后，如对于群众自发开展公共空间健身的时间、地点、设备音量及审批程序，都没有明确规定，公众在健身活动中也缺少自律和制度制约，“广场舞”难免变成“扰民舞”。

　　除了管理缺位，规划上的不足也显而易见。根据2012年末发布的《“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到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1.5平方米以上。这一目标，不足美国现有相应数值的1/10，不足日本的1/12，居民体育健身场地确实不多。想健身又没足够运动空间，加之经营性健身场所费用较高，居民小区就成了方便实惠的健身场所。   

　　此外，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在设计上缺乏人性化，往往单纯追求场面和仪式感，观赏性强却并不适合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管理”与“规划”并举

　　金忠明认为，相关立法机关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应完善相应法律条文。各地方社区委员会可以针对“广场舞”公共空间问题举行听证会，使利益双方协商达成社区民约，从“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等方面进行规制，划定专门的健身娱乐区域和安静休憩区域，同时明确和加大规定的处罚力度。

　　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邻里中心”建设社区中心，多设立室内公共空间。社区中心的建设可以将舞蹈排练室等硬件设施列入功能区建设范围，能同时容纳多支舞蹈队伍活动娱乐，全天候免费为社区群众开放，使人们既拥有充裕的公共空间进行活动，又不侵扰小区居民，进而在公众活动中养成自律与自觉的意识和习惯。

　　从长远来看，应把群众文化健身广场的建设纳入新的城镇建设规划，作统一合理安排，正确引导健身点远离居民区，多选择城市的广场或公园为宜，有条件的小区也可考虑将居民健身场所建在地下。

　　现有的公共设施场所也应得到充分利用，避免资源浪费。特别是室内公共空间，或是远离居民区的空旷公共场所，比如体育场、体育馆、文化馆、活动中心等。也可统筹资源，促使学校、机关等专业场所在晚上或节假日免费向公众开放，以吸纳更多活动者。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