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写上海风情的著名女作家程乃珊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她的作品早已闻名天下，作为早年的老同事，我想谈一些陈年往事，让大家对这位海派女作家有更多了解、更深怀念。

　　我和程乃珊都曾在上海惠民中学任教英语，除了大家知道的性格开朗外，她还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华大地遭受十年磨难，拨乱反正初始阶段，“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企业单位已很少政治学习了，但教育单位仍对此抓得很紧，每周半天的教职工大会、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当时每周工作六天）。经常听完文件传达，宣讲、教学汇报、工作总结后，天都快黑了，散会后还得读报（有时也读学习材料），许多老师因家住得较远（当时交通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经常堵车）都纷纷自言自语：“怎么办？又要晚回家了。”经常读报还得读上三四十分钟。有一次最年长的孙国庆老师说了一句：“教师的天职是服从。”引起了哄堂大笑。碰到这种情况，学习组长总是安排我、韩素华、吴云芳、吴宝荣等老师先各读一段，剩下大约二分之一的内容叫程乃珊“开快车”读完，有趣的是在她读得非常快的过程中，还会有老师插话说再快一点，程乃珊甚至会读得更快，飞快。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我再也没听过说沪语这么快的人，甚至于上海滩说唱大师黄永生的《金铃塔》的语速可能也没有程乃珊的快。她就是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时学校中午有午休时间，不少女教师都在此时结绒线，而且她们都有一绝活：当双手不停地穿针走线，竟然同时安排学生在面前背英语单词、句型、课文……就在这一心二用的情况下，她们还能随时指出、纠正学生的错误。而程乃珊午休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因程乃珊身上有小资气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某人被冠以“小资”的帽子就会和反复批判、检查结缘。因此她带的班级以乱班为多数，而带此类班级的一定是“大力士”教师，一定比其他教师更辛苦、更劳累，所以午休程乃珊总是先看一会儿报纸，然后就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了。和程乃珊共事了几年，我从来没见过她结过一次绒线，她到底会不会结绒线我至今都不知道。对于一位女作家来说，因置身于当年办公室深深的绒线情，才有了如今海派文坛的经典（程乃珊语）：“如果说，上海男人是一对冰冷尖削的钢针，上海女人，则是那团柔软毛茸的绒线。绒线与钢针纠缠之际，在欲拒还迎、牵丝攀腾的交锋中，织出各种图案的一片彩虹。”

　　全校所有老师都叫我小万，唯独她叫我小牛。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她第一次叫我小牛的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我是1978年1月调入惠民中学的，当年秋天我随七九届学生赴浦东高行参加“三秋”劳动，劳动结束全体师生是拉练步行返校的。学农的队伍到达校门口时学生解散回家，教师返校。记得那天程乃珊在校门口值勤，我戴着草帽，背着背包，一身行军的行头。当我刚踏上校门口上斜坡道，还没看清谁在值勤，就听到程乃珊一口纯正酥软的上海话：“小牛辛苦了。”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我说：“程老师，你叫我小牛？”她马上闪电般地纠正：“噢，小万，万牛网。”这时我向她解释，因为我属牛，小名叫小牛，我更喜欢叫我小牛，很亲切的。我们尽管在同一个教研组，她教高年级，我俩不是一个年级，平时各忙各的，真正打交道的时间也不多，相识才几个月，又过了一个暑假，她还能立刻叫出我的名字。还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万：程老师，我的名字很乡气的，想改名字。程：不要改，老好咯。万：有什么好？程：这个名字真的老好咯，你的名字谁起的？万：我父亲。程：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万：开店的。程：更不要改，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牛，牛是赚钞票，吉利。

　　我当时真不明白：喜欢牛，赚钞票，吉利？……

　　很久以后，我知道牛市、熊市后才恍然大悟。

　　时代的脚步迈入二十一世纪，我在静安寺附近碰见过程乃珊几次，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在2007年。她还是叫我小牛，我说程老师你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她马上接口：“不敢当，不敢当。”还是那样豪爽……我说当年你劝我不要改名，牛赚钱，吉利，我都听不懂，你只比我大三岁，知识面就这么广，懂得这么多。如果你不从事写作，做股票的话，你一定是中国的巴菲特……我话还没说完，她马上咯咯笑起来：“不可能的……”

　　2013年4月22日虽然程乃珊走得太突然，太仓促，头也不回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在她患病住院，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有她当年的学生陪护在身边。有人说人世间的亲子情，师生情是最高尚、最纯洁的，幸运的是这两种天伦之乐，程乃珊都享受到了。可以说，乐观、开朗的程乃珊一定是微笑着向这个世界告别，向美好的生活永别的。

　　人若有灵的话，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在天堂相见，能再一次听到程氏沪语，太美了。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有幸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史学家朱维铮，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