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熊猫相遇

　　有人以为，只要能把目前数百万种动植物的物种多样化状态保持到下个世纪，破坏就会终止——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经验做成记录，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唤醒全人类的心，鼓励保护物种的行动。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我们可以调整价值观，更动优先秩序，建立一套谴责废弃物并制止无必要破坏的大地伦理。激情和雄辩都无法造成这样的改变，一定要先更新对自我的观念、重新设计人类的求生策略才行。

　　或许在某些细微的方面，熊猫能帮助我们改变观念。它表面上的单纯让我们观察到它吸引人的特质。熊猫跳脱出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它虽然体格肥硕似熊，却独具创作的天分、艺术的完美，仿佛专门为了这项崇高的目标而演化成这种模样。圆圆的扁脸、大大的黑眼圈、圆滚滚逗人想抱的体形，赋予熊猫一种天真、孩子气的特质，赢得所有人的怜爱，令人想要拥抱它、保护它，而且它又很罕见。更何况幸存者往往比受害者更能打动心弦。这些特质，造成了一个集传奇与现实于一身的物种，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神兽。

　　我们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演化历程发生交错，是我们的运气。我认为，万物皆值得我们欣赏与尊重，我们不能硬给不知价值为何物的动物定一个价格。但失去熊猫的意义，似乎还是超过失去樱草花（primrose）或水虎鱼（piranha），因为它是坚忍不拔、反抗命运的象征，能激起我们怜悯或佩服的共鸣。如果失去熊猫，我们就再也看不见它黑白相间的面孔，它的演化将宣告中断，它独特的基因密码将毁灭；它的名字很快就跟博物馆里尘封的档案中其他数千种灭绝物种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只留下一个佶屈聱牙的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意为“黑白相间的熊猫脚”。再经过几个世纪的疏离，我们就只剩几件纪念品、几根大骨头、几块褪色的毛皮。熊猫的生命完全被遗忘，跟恐鸟（moa）或猛犸（mammoth）一般，被剔除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之外。对如此不寻常的动物而言，这是多么可悲啊！当然，生命都是倏忽无常的，盛世终会没落。但数百万年前，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熊猫就生存在地球上，它们是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比起很多其他在冰河时代大变动中消失的大型哺乳类都生存得久。这一物种灭亡的时间不应来得那样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熊猫漫长的演化史上极为重要，也是文献最详尽的时期。这期间的事件若不逐一记载，难免会被遗忘。我以科学使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去了解和记录，为一种不能言语的生命充当翻译，把熊猫的生存状况留诸后人。这本书就是那笔遗产的一小部分。

　　跟踪大熊猫的日常生活

　　熊猫每天花在摄食竹笋以及茎叶上的时间，分别是多少？珍珍离营地近时，我们从帐篷监听她很方便。凯通常轮第一班值夜，我先睡，然后接班看守到天明。我静静坐在桌前，五月的夜还很冷，炉子里生着火，屋顶上雨声滴答。人家说雨季要六月底才开始，可是我们山谷里已经乌云密布，到处水花四溅滴落。煤油灯投下柔和的光线，一只灰林鸮（tawny　owl）在暗处呼呼啼叫。我面前的书桌上，摆着无线电接收器，定在珍珍的频率，纷乱的信号告诉我，她在深夜里不停移动，就跟初春时一样。漫长的夜被阅读、写作、喝茶填满，可是并不寂寞，因为凯就在我身旁，还有大胆的姬鼠（Apodemus）成群结队在我脚边跑来跑去，数量多到令我确信我们家一定是公认的上等住宅区。黎明时分，我出去看看天气，雾里没有风，紫色的杜鹃花泛着冷冷的光，像是冰块做的。

　　凯继续白天的监听，我到林子里去，树枝和竹子都在滴水，我跪在地上，仔细观察一个熊猫的摄食点，这儿密生着蕨、蛇根草（snakeroot）、野樱草（cowslip）、荨麻（nettle）、舞鹤草（false　Solomon's　seal）以及其他我在新英格兰的树林中熟见的植物。我检查并测量熊猫吃剩的残余物，搜集任何可能解答我满脸疑问的资讯。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我对竹子的着迷，跟学屠龙之技一样无用，跟看树苗长大一样刺激。虽然资料本身往往没什么意义，但它们可以成为推理和新观念的出发点，提供新角度，在此则有助于了解熊猫及其自然世界。

　　我常希望有个可以讨论研究方法、分享知识与理念的中国同事。这也是我来中国的一个目的。但营地里五位编制内的研究员，几乎都只是例行公事，例如用无线电确定熊猫的位置，他们从来不提问题。营地里毫无“格物致知”的做学问气氛。有一种有趣的周期性现象，固定每月出现一次，每当二十四小时监听熊猫无线电信号的工作即将开始时，工作人员就纷纷发作肠胃不适、脚瘸、头痛、牙痛及其他毛病。我理解他们宁可喝喝茶、听广播连续剧的心境；毕竟他们生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只有一点点津贴，搜集的资讯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知道，强迫不感兴趣的人工作很容易，却不会做出好科学。有次我告诉王梦虎：“美国有句俗话说，你可以牵马到水边，但不能逼马喝水。”我需要有创造力、能随机应变的合伙人。有本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大熊猫研究论文集，开宗明义就是一篇题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这种口号对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准，恐怕没什么作用。总而言之，始终被当作客人，没有资格分派工作，我觉得是件很沮丧的事。发号施令、指出别人搜集资料方法上的错误、发表知识时表现得不够谦逊，都会被认为傲慢——这是个很严重的罪名。我已经被冠上“骄傲”、“颐指气使”等形容词。例如有一次，我发一通电报给霍华德·奎格利，说他不应该给巴西的大水獭配戴无线电颈圈，卧龙总部不知怎的，将其解释为我不准霍华德结婚！这类事件表面上好像无关紧要，甚或很好笑，却塑造着众人对你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