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老人了，许多往事已经不曾放在心上。但是不该遗忘的总会终生铭记。我仍然清晰记得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是1958年寒冬，当时我是个入伍不足一年的汽车兵，作为副班长的助手驾驶着二战后淘汰下来的从德国进口的依发牌汽车，执行平息西藏叛乱运输任务。我最近的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是2009年8月25日，此次我随总后组织的文学创作笔会进藏采风。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中间相隔正好50年。50年间，我在总后勤部宣传部有18年的新闻工作经历，此后又从事文学创作，直到退休。由于肩负的工作使命，再加上自己对那块不朽高地舍不下的深情，我多次奔赴青藏线调查采访，深入生活。到底去过多少次，数十次上百次？我真的没有计算过，也没有必要在乎这个数字。值得满足和自慰的是，我人生的根、文学的根牢固地扎在了那块冻土地上。到今为止，我出版了45部作品集，其中有35部是以青藏线为创作题材的。

　　人这一生向往什么追求什么，也许平平凡凡数十年，但是他不会轻易放弃，即使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要回到最初的那个他自己，初心最清白干净，如同水回到泉里。这些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自己当汽车兵的形象，那一定是朴实可爱的，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好在，我曾在自己的作品里有过描绘，重温它是必要的，也很愉快。1996年2期《解放军文艺》发表我的散文《魂地》里是这样记载的：“那时我是汽车兵，终年在雪山颠簸，不分冬夏，总是穿着一身油渍的棉工作服。工作服本来功能自然是御寒保暖，可是我们这些汽车兵还要用它来擦车、燃火。你瞧，袖口、胳膊肘处的棉絮被撕扯得无一保留。我腰间扎一条麻绳当腰带，脸上东一道西一溜地点缀着油腻。最有趣的是那顶毛皮帽，整个绒毛油渍浸蚀，锈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油球，泛着亮光。我从来不把两片护耳放下来，随意地让它在耳廓上耷拉着，忽闪忽闪的像两只翅膀。一双毡靴很笨重地套在脚上，走起路来一步一挪，犹如北极熊。”

　　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再现当年自己那副笨拙的憨态呢？我要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过去，丢掉本色的人是称不出斤两的。你以为你多么辉煌，原来就是一个汽车兵！那时在平凡的世界里你普通得像一棵昆仑草。你挣扎，奋进，越过泥泞、坎坷。当然这是好事，其实是为以后的成长积蓄力量。有时候作家只有不顾自己的形象，才能把你要写的人的形象写得像个样子。所以不要鄙视平凡，平凡的力量是很有价值的！

　　我就是穿着这样的工作服，经历了一次暴雪奇寒的袭击。那是1959年隆冬，我驾驶的汽车在唐古拉山抛锚，人和车都难以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为了不冻坏汽车，在抛锚的两天两夜里，我和助手昝义成除了脱下皮毛大衣盖在发动机上，还一直在汽车下面生着一堆火。出发时带的柴禾烧完了，我们从附近山沟和道班房搜寻来的可以做燃料的东西也烧完了。最后，我俩只得将棉工作服的棉絮撕下来点火。我们当然清楚，几把棉絮，杯水车薪，能有多大用场？但两个人谁也没犹豫地撕下棉絮蘸着柴油点燃起来。之后，我写了篇故事《风雪中的火光》，故事的最后写道：“我们把温暖送给了汽车，让汽车去温暖苦难中的藏族同胞。”这篇故事在1959年12期《解放军生活》刊物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后的“解放军生活”栏目也播发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点燃在唐古拉山上的这堆温暖的篝火！

　　多种时候我还是比较清醒的，尽量要求自己不要忘了当初穿油腻工作服的形象。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状态出现于大家面前。老百姓最藐视那些翘起鼻尖的高高在上的作家。“融入”到他们当中了，你才会发现他们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