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曹禺，对其被一种深切的苦闷折磨大半生，感觉强烈。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专门研究曹禺的学者要写他的传，他竟报忧不报喜：“你要写我的传，就把我的苦闷写出来。”1982年2月9日他在写给女儿万方的信中说：“我要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那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晚年他甚至在病房里痛苦地大喊：“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何为“大东西”？他23岁写出《雷雨》，25岁发表《日出》，27岁创作《原野》……两年一部经典，这就是大手笔、大东西。后来为写不出“大东西”而苦闷的大家，不止他一个，其实又有哪个作家能一直心想事成、下笔就能达到自己向往的境界？但最是他为此痛心疾首，公开说出了自己近乎绝望的苦闷。

　　或过去辉煌越是耀眼，辉煌不再时苦闷就越深重；或压力越大，苦闷越烈。压力来于自身，也来自外力。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却不能拿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一天偶尔照镜子，从镜中竟看到了两个自己，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周总理知道后嘱托大家再不要和他谈创作、论艺术，为分散他的注意力，轮流请他出去吃饭。吴祖光去看望他，说你太听话了，他立刻站起来响应：“你说得太对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揣摩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呢！”他还将黄永玉批评他的信挂在墙上……如此这般，本来是一种司空见惯、心照不宣的现象，因曹禺的自责和不甘，成了著名的“世纪苦闷”，代表了整个“文艺界的苦闷”。曹禺的“苦闷”，像“钱学森之问”一样，是很难有答案的，他却至终都在寻找原因，企图冲破这个困局。他说外因是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开会，总是开会就写不出东西来啦。内因是沉不下去，“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他甚至公开承认“我读过几章《资本论》，可是没看懂。”敢于这么说的文化名人恐怕只有这位曹公。

　　“悲剧有滋味，人生不是滋味”。这是曹禺表达苦闷的名言。荣格说性格即命运，人们普遍将曹禺的特别苦闷归结于他的性格。然而性格哪儿来？又焉知不是命运造成的？他出生三天丧母，母亲的胞妹随即成为他的继母，此大不幸却使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与戏剧结缘，并剧烈影响乃至决定了他生命的色彩和走向。因为继母是戏迷，常怀抱着他去看各种戏，于是他才能自襁褓中就开始接受戏剧的哺育和熏陶。祖母为他取名万家宝，在戏迷圈里他很快就得了个“小宝贝”的雅号。他5岁进私塾，读经背诗之余最热衷的游戏，就是与小伙伴们编戏演戏。10岁结束私塾，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英文。15岁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及创建于1909年的南开新剧团。16岁将繁写的“万”字拆开，演化为“曹禺”这个名字，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小说……所以他说自己是“童年苦闷，少年苦闷，中年苦闷，老年苦闷（只将处于创作巅峰的青年期除外）”，苦闷的缘由就是母亲的死，还有姐姐的死、父亲的死，他们活着的时候门庭若市，死后又是另一种眼神，看到了世人的嘴脸……这是他苦闷的源头，或许也是他创作的动力。

　　正因为他的苦闷如此真实、如此深刻，特别具典型意义，因而也格外感天动地。2004年纪念《雷雨》发表70周年，南北演艺界的“大腕”，组成“明星版”的强大演出阵容，在全国巡演《雷雨》100场，每场历时3个多小时，连100元的站票也一抢而空。而且“演到哪，雷雨下到哪，在北京保利剧院一开门便雷雨大作”，在场的曹禺女儿万方不禁一次次呼喊父亲的名字。演员和观众都说是曹公“显灵”。若曹禺果真泉下有知，当是积郁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苦闷的终极爆发，并得到了天地万物的呼应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