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七十余载，一部片长21分49秒、由16毫米摄影机拍摄、名为《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经过国内档案工作者多方努力，从欧洲远涉重洋回到诞生地，向人们展示抗战红色根据地的风采。而片中的延安风貌、毛泽东影像，则是目前所知最早期的视频资料之一，在国内展出后，立即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冰雪消融的崎岖山路上，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在泥泞中颠簸，一不小心，车轮陷入泥泞动弹不得。车上的人不得不下车，找来人力畜力帮助拉动汽车；汽车发动马力拼死前行，车后的人赶忙拿着木槌敲打车轮，防止轮上粘着的泥土阻碍驱动，还将其垫在轮胎后边，以防止车轮倒溜。整个车队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步前行。

　　在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展览中，大屏幕不断地播放着这些场景，它们来自一段黑白无声纪录片，那是瑞士记者博斯哈德首次延安之行所摄的《延安之旅》。视频情景生动直观，七十多年前，从西安行径往延安的沿途风貌，旅途的艰辛险阻一目了然。

　　说起它的由来，倒是颇有传奇色彩。

　　通往延安

　　1938年初，博斯哈德来到武汉，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见到周恩来，明确表示希望到延安采访。周恩来把此任务交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斯蒂尔一起，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沿途经过三原、宜君、洛川、鄜县、甘泉等集镇，车队整整走了六天，超乎原先的想象。

　　相较众所周知的斯诺等美国记者，博斯哈德的名气并不大。不过，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字记者，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笔和相机就如同他的作战武器。不断在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两个角色中互换的他，给当时的新闻报道吹来了一阵新风。《延安之旅》的视频就是他当年亲自拍摄的。

　　后来，他还在瑞士《新苏黎世报》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了中国红色根据地和毛泽东的情况，以及日本侵华战争近况。并以西方视野，探究日军侵华战争的本质、发展演变的趋势，肯定延安是抗战希望、“下一代人心目中的麦加圣城”，凭借这些精彩的报道获得全球瞩目。

　　在中国的采访报道结束后，博斯哈德前往中东和美国，继续记者生涯。1953年，他在韩国发生了一次意外，因此不得不接受复杂的髋部骨折手术，从而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过了多年的退隐生活后，在西班牙托雷莫里诺斯，他过完自己83岁生日后不久逝世。他的侄子将他所留存下来的珍贵档案，捐献给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其中就有这部纪录片。

　　2011年4月，国际档案理事会城市和地区档案馆处执委会会议暨“绿色档案建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其间，参会的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副馆长丹尼尔，特地找到主持会议的上海市档案局（馆）长朱纪华，请求当众展示，并赠送该馆馆藏的纪录片《延安之旅》复制件。

　　“现如今，能发现些许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影像，哪怕仅仅是几个镜头，就会在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因为实在是太过珍稀难得，而博斯哈德的这段如此完整的纪录片，对于延安抗战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非常之大。”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苏智良教授如是评价。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片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许多细节的时间、地点、人物无从知晓。为了发掘、抢救其中蕴含的珍贵档案信息，2013年12月，上海市档案局（馆）决定调集研究力量对纪录片中的人物和场景进行考证。

　　以片子拍摄的准确地点为例，前往延安的旅途开始，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前行的道路，研究人员想当然地以为那是黄河，而走访了老延安李源后，才得出正确结论。“他们（博斯哈德）前往延安渡的河是洛河，并非黄河。”今年98岁的李源，当年曾在陕北公学学习，因为当时他在洛川县工作，对片中的场景非常熟悉，在仔细地观看了视频之后，如是回答。如此种种细节查证，不下百余处。

　　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全部走访调研结束后，馆方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合此前收集到的延安之行手稿照片等相关档案资料，才得以将此行的诸多细节考证周全。

　　采访毛泽东

　　在《延安之旅》纪录片场景中，毛泽东身材修长，面目清癯。当时，他住在凤凰山麓吴家窑院里，正在撰写《论持久战》。窑院是当地特有的建筑，即在窑洞外再砌起一层围墙，形成大院。博斯哈德前去拜访时，毛泽东从窑洞出来，走出大院门口迎接，足见对博斯哈德此行的重视。因为长期在夜间工作的关系，毛泽东看上去有些疲倦和困意，不过他目光炯炯，神情坚定，让人印象深刻。

　　“这段场景，是目前已知最早拍摄延安根据地时期毛泽东的视频，”上海市音像资料馆规划部主任汪珉说，“此前，斯诺曾在1936年携带摄影机拍摄过毛泽东形象，不过那是在广安而非延安。”（明日请看C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