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高淩百先生1900年生于江苏江阴，1922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在他1936年9月至1946年4月出任中国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正是国内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殚精竭虑尽职报国的岁月。

　　肩负重任

　　发动侨民募款救国

　　世界各地的华侨数南洋最多，侨史最长。由于各侨团的文化差异大，结团宗旨随其政治背景的不同而不同，相互之间难免会出现猜疑和摩擦。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祖父身为国民政府驻英国殖民统治南洋诸国的最高长官，肩负着筹款救国重任，他深知唯有团结各侨团，才能同仇敌忾。为此，祖父经常与当地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领导的侨团互动，统筹和均衡领区内各侨团援助国内抗战活动，如声援和慰问罢工抗日的铁矿华工等。他坚持同为华人、共同抗日为原则，无论是亲共的陈嘉庚、中立的刘海粟和徐悲鸿，还是国民党的吴铁城，只要是支援国内人民抗日的活动，祖父都会争取亲自参加，并通过报纸报道共同抗日的主张。在祖父和总领馆的姚竹修（烈士）、季步飞等多位外交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下，当地侨界和艺术界纷纷发动侨民慷慨解囊，筹款救国运动此起彼伏，抗战物资通过马六甲海峡，经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

　　为国育才

　　致力华侨教育事业

　　来到南洋，祖父感到宣传抗日思想，教育青年人的重要。为此，祖父多次与文化教育界的朋友讨论，多开展一些抗日教育和宣传活动，并常去当地华侨中学看望师生，还专门题词“为国育才”以勉励师生。对于华侨子女就学生活遇到的困难，他积极通过总领馆给予协调帮助，为抗战救国和促进南洋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奔波。

　　为鼓励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抗日，祖父以身作则，毅然决定把在新加坡生活了多年的两个儿子送回国内，与全国军民共同抗敌。

　　祖父深知，这一送很可能就是生死别离，仍强压不舍之情，亲自送别。父亲回忆离别新加坡时，祖父把他哥俩领到总领事办公室，在蒋介石送给祖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亲笔题词下，让签证官给父亲和二叔颁发了中国护照和回国签注，再三叮嘱他们要好好为国效命。就此，两个华侨青年冒着日军空袭轰炸的危险，经滇缅公路踏上了回国抗日的征途，接受了抗战洗礼。

　　处危不乱

　　安全护侨撤离新加坡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国内战事不断恶化，总领馆接到中国外交部紧急撤侨闭馆的密电命令。此时，部分国土已遭日寇侵占，国民政府无力派遣军队协助，撤侨工作只能依靠领馆人员及侨团。而此时，日本已从海上逼近新加坡，随时会从海上包抄，封锁航道。这一来，撤侨的任务更是紧张繁重。在这危急时刻，祖父不顾自身安危，在总领馆与所有同仁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帮助每一位撤离的侨民办理手续、为众多侨民补发和签发护照、租调撤离船只、清理文件和转移物资……经过数天拼争，终于在最后期限内提前一天时间完成任务，为侨民的安全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

　　1942年2月13日，祖父和总领馆人员才乘小船撤离。为确保小船安全，祖父站在船头用一架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水面，指挥船员避过水雷、暗礁和残物，好不容易上了去澳大利亚的船，逃过了日军攻占新加坡后的大屠杀。

　　不愿内战

　　弃官还民不离祖国

　　抗战胜利后，祖父不想枪打自己同胞，就随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等地。1946年4月，国共两党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作出一个全家想不到的决定——与国民党政府决然割裂，弃官还民。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守，权贵们纷纷抛售房地产、收拾细软远走高飞。这时，接到出国通知的祖父，却在上海虹桥路购置了不动产。祖父一生从政，一生清白，唯一的积蓄就是那笔变卖了南京私宅的房产所得，部分已用于上海的生活花费，而这时又“不识时务”地把这些积蓄全用在了购买不动产上，着实令众多亲戚朋友想不通。今天回头再看，祖父用心良苦，用这不动产的永久契约来表达他不想离开祖国的心声。 

　　（实习生 朱旻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