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荣家两兄弟继续写下他们的传奇

　　这次是周家桥。大清国还在它的全盛时代，周家桥便如同老闸镇、新闸镇那样地繁荣起来，在清晨小吃铺袅袅升腾的炊烟中，操着南腔北调的生意人，为了他们平凡、卑微但意义又是相当丰富的生活，已经在作着人性层面的斤斤计较。这时，我想，原住民正很写意地走出了宅子（假如这天刚好有些蒙蒙细雨，可以不下到田里种蔬菜的话），他们会在周家桥堍一边的那家茶楼里很舒坦地坐下，叫上一壶好茶，一边呷着，一边难得有闲地打量着苏州河里凫在水面上显出万事俱休的成群鸭子，他们的眼光是散漫而凌乱的，只是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再过多少个春秋，一个叫申新纺织厂的将要来到这里，叫做荣宗敬、荣德生的两个大佬官则要站在周家桥的木桥上，商量着建厂中的种种事情，或许，荣宗敬的双手还意气风发地抓紧着木桥栏杆，而荣德生的手指则细腻地感受着栏杆的原木质感！

　　荣家两兄弟果然来到周家桥边，这地方，距离他们开出第一个面粉厂的新闸桥不下十公里了。

　　这次，荣家兄弟不开面粉厂，面粉厂已经足够，他们俩已经将中国面粉市场的三分天下占尽了，当年魏吴蜀也不过如此。借用因搞大而不是一点点骄横起来的荣宗敬的那句话，“中国一半人，是吃着我荣家面粉的”，现在他还想说更其狂傲地来上这样一句，“中国的一半人，是穿着我荣家衣服的”。

　　周家桥开出的是棉纺织厂。

　　荣家兄弟最精彩的一笔发生在1931年。那年，荣宗敬购进三新纱厂，在苏州河的昌化湾旁。三新纱厂有相当来头。之前，它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家族资产，但这还不是它的历史源头，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其时，在大清国重臣李鸿章的亲自督察下，它在杨树浦一带建立，时年1890年。诞生之时，无论洋务运动的第一代领导者李鸿章们，还是第二代中坚刘坤一们，全都沉浸在洋务运动将给大清国带来巨大能量这一幻想中，西方的“船坚炮利”，终究将在“师夷之技以制夷”中被克服，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再造一个万世不衰的中华皇朝。只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蜕化成了三新纱厂，而三新纱厂又变化作了荣家财产，它成了申新王国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员：申新九厂。

　　1933年，在今日澳门路一带，紧紧靠着那条伟大的苏州河，荣家兄弟请来英国建筑师事务所，在6.86万平方米的地基上设计并建造起建筑面积高达11.67万平方米的厂房，而在这家工厂中出品的“人钟牌”棉纱被上海纱布交易所列为标准样纱，也正是这个时候，荣家兄弟获得了“棉纱大王”这顶桂冠。

　　然而，世间万物，宏大自然，全都遵循着宇宙的必然规律，这规律，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聪明如霍金的，都无法破译，也许永远不能破译，这规律说明的其实是这样四个字：盛极必衰。对此，我们的圣贤早就在更古老的年代也以自己的方式对浩茫星空作过类似表达：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然，民间的说法更好理解一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如日中天的荣家两兄弟，作为生命个体，是也必然是遵循这个宇宙规律的，灾难是也必然是会到来的。

　　所谓祸起萧墙，对荣家两兄弟来说，萧墙先指的是他们的扩张，疯狂而丧失了理性程度的扩张。

　　截至1931年年底，当荣宗敬将三新纱厂也收入囊中，并追加庞大投资，在苏州河的昌化湾头开出“申新”系列中最大一个工厂时，那在无锡荣巷湿漉漉的弹格路起家的荣家第三代，已在苏州河岸，不，不，仿佛已在上海滩上打下了万世基业。其时荣家，名副其实成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这“大王”的含金量若以刘鸿生、刘吉生两兄弟来比较，早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荣耀的获得，与荣家两兄弟，确切来说与荣家老大的掠夺性密切相关，他自己这样表述，“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他又如此袒露着企业理念，“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话说得豪放，又说得强硬，只是，这种话若仔细推敲，则一定破绽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