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佩服止庵先生的学问，他坐冷板凳、治“冷学”，不乏卓见。他为人有定力，语锋也质直，有老派文人之风。
但也正是他的老派文人习气，对看重的学人、作家，出于偏爱，他往往会护其短，不吝溢美之词。譬如他对张爱玲、夏志清。这就给他自己招来物议，比如他在今年第三期《读书》上发了一篇《夏志清的未竟之功》，对夏氏给足了谀词，引起数位学人的反感，7月3日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上，一名王鹏程者说他“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并且一味地“拿来主义”，多“痴癫诳语”。
夏志清已成仙作古。但夏公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显然不会因著者作古而作古。也许相反的是，《小说史》当时引发的重新认识现代小说史或重新建构现代小说史框架的诸种议论，继续发酵着《小说史》带给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震动，亦未可知。对夏公《小说史》的阅读，我是经孙郁先生的鼎力推荐，而潜心完成之。读后的感觉颇怪异，感到夏氏文字多意气，其立论的起点并不纯粹，其趣味和宽容度皆有问题，不是一部以理性“求证”的著作。之后又复读，更有了一点清晰的认识：夏公《小说史》的着力点，其实不在论“正”，而是在“矫枉”，一旦“矫枉”，必有“过正”之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夏公的《小说史》旨在对当时大陆小说史的一种反拨，是一部融入了西人价值取向和他个人趣味的个人化著作，堪可参阅，却不强为圭臬。
止庵的“圭臬”心重，不容他人质疑和轻慢，所以就招来别人的质疑和轻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