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河上渡口因何而发生

　　在苏州河上的桥之后，我接着要说到的是渡口，是的，苏州河上的渡口，让河两岸百姓记忆深刻的地方，也是让他们的情感有悲喜交加的出口。某种意义上，桥梁显示的是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它更多关涉的是工程意义和技术意义，而渡口，尽管也与技术、与工程有关，但更多关涉的却是感情意义或心理意义，它与每个身临其境的男女体验并将这样的体验反射出去有关，渡口呈现的是上海的人性。

　　先讲一下上海渡口产生于哪个时代。历史记叙，“宋元时期，吴淞江、黄浦江设有津渡”。所谓津渡就是渡口，是渡口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到那个在凤阳城起家并最后打下江山的朱家王朝的明代，上海一地，津渡日益增多；时光倏忽一转，到大清国嘉庆年间，上海地区的津渡已有上百个之多，景象蔚为壮观。

　　那么，那年、那时，嘉庆年间的津渡或渡口，又有怎样配置？引用历史说法，“每渡一般有渡船2条，渡夫数人，也有数条十数条的”；渡船有大小，或额载20人，或额载25人；均为木船，以摇橹居多，河道浅，用撑篙，还有拉渡，用于浅狭河段，以绳系在两岸，渡者拉绳牵船渡河。

　　现在，让我们进入到吴淞江渡口的具体历史吧。大致在16世纪中叶，吴淞江出现了渡口，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4年，“河口至北新泾近16公里河道，设渡口20余个。全部为手摇木船渡”。有两个渡口应该是上海最早的渡口，它们一个是乍浦路桥一边的头摆渡，另外一个是青浦白鹤的万狮渡口。

　　所有渡口，基本都奉行以下三种方式：义渡、官渡和私渡。所谓义渡，便是义薄云天、重情重义年代产生的船渡。那时，渡口边上，一定先有已发家致富的乡绅存在，这乡绅，又经历了十分严格的四书五经训练，将儒教中的“仁、义、礼、智、信”当作了自己的信条，于是，便先捐出良田若干亩，又将捐出的若干亩良田上的产出，作为被雇佣的渡夫谋生之食，而渡夫则在风和日丽或风雨交加的日日夜夜，很勤恳很辛苦很任劳任怨地在渡口工作，不收分文。这样的船渡，表象是渡来回两岸的百姓，实质是精神层面上的“济世渡人”，此类船渡为义渡。所谓官渡，便是由官府出了银子，雇了渡夫，又由渡夫把两岸百姓来回输送的一种船渡。所谓私渡，那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官方许可，渡夫自己将船在苏州河两岸摇将开来，让过河男女在两岸间来回，自己从中获取一点赢头小利的一种船渡。私渡又称为“野鸡渡”。

　　当社会由农耕而工业，人心由义勇而卑微，义渡成了天方夜谭，官渡的价格又居高不下，这时，上海原住民，基于从来的人性特点，便往往对野鸡渡情有独钟，因为它比官渡要便宜许多。不过，因了“野鸡”，渡夫乘机敲上一点竹杠是常有之事，晚清末期十分流行的竹枝词为此这样辛辣地咏叹：黄浦江中摆渡船，美人如漆亦堪怜，只他竹杠敲来惯，划到中央讲价钱。渡夫敲竹杠时将时机也掌握、拿捏得恰到好处，是到了河中央才讲价钱，而且往往是对“如漆美人”讲价钱，这时的女人多半只能听君便了，不然，河水急湍，江面宽阔，家中相公或如意郎君又在焦急等待，多给几文也就几文吧。敲竹杠的渡夫往往出现在黄浦江，那里江阔浪大，确有几分凶险。不似吴淞江河窄水静，再怎么敲竹杠，也是没有多少花头的，叙事者想。

　　虽说渡夫时有贪婪产生，但他们在渡船上的生活着实辛苦、心酸，有歌谣如此形容他们，“收入难收苞谷米，长年累月吃菜皮，大大小小穿破衣，棉絮铁皮补船底”，在这个意义上，很多的竹杠也不过是被生活压榨到无法透气时的喘一口气罢了。历史记载，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曾设义渡局于上海南市的郎家桥，委派人员管理黄浦江上的渡口，而每条渡船都必须有一个执照，如同今日我们开的小车必须有行驶证，这证件一年调换一次。管理人员又在每月的月底召集各渡口渡夫头开例会一次，以各渡口执照之多寡，发给银元，这应是大清国的政府补贴了。所有这些举措似乎都只对黄浦江的渡口，苏州河上的20来个渡口又似乎被道台大人忽略了，那是因了晚清期的苏州河实在过于狭窄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