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她的文笔繁复、华丽，又带有老派英式的冷峻的幽默感，是旅游文学中将历史文化与个人情感有机结合的典范。曾经作为出色的历史作者，写过《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的莫里斯在这本书里构建了高度个人化的、令人愉悦的价值体系，用以网罗她心目中欧洲的精髓，并呈现她理想中的未来欧洲。这体系并不严格地分为宗教与文化、种族与地理、国家与强权、交流与沟通、统一的冲动五个部分。其中一大半是游历的亲身见闻，一小部分是历史素材，还有少许个人的沉思。

　　她曾以居高临下的目光打量瑞士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然而，作家的敏感一旦被触动，几乎是一转眼，我们就看到莫里斯对他们的热情。这种微妙的变化不仅源于游记作家包容的天性，也来自于莫里斯特殊的种族身份——她的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是威尔士人，而她最终的自我认同日渐趋于威尔士——“年岁渐长，我的民族认同从英国变成了热情的泛欧-威尔士”。在一个强大的祖国中，身为一个被征服民族的一员，这种尴尬从未离开过莫里斯，到她生命的中后期格外强烈。她描述了威尔士的四大痛苦（就像凯尔特神话中的诅咒）：身份困惑的痛苦、语言分裂的痛苦、盎格鲁-威尔士关系的痛苦、被剥夺的痛苦。这种尴尬与痛苦，让莫里斯将更多目光投向欧洲的少数族群，无论是弱小的国家，还是强大国家中的弱小民族，在她搭建的舞台上一一得以呈现。她与它们中的每一个同声同气，她说，威尔士人的痛苦与神经官能症，只需作必要的修正，就能代表欧洲一切少数民族的爱国者所共有的症候。这种症候让莫里斯更为热情地拥抱了她的“泛欧”。

　　莫里斯一边温和地期待着威尔士“在我子女这一代，它会获得独立。也就是说，自由地成为自己”，她知道每个小民族都有“无法根除的深切渴望，渴望在世界上拥有一片他们自己的、不可侵犯的国土”。然而，她也知道这一理想的不现实，并且她对南斯拉夫分裂之后的内战图景有过深刻的体认，所以，在凸显各民族自我认同的同时，她的文字更多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倾斜——这统一，既有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宗教（不止是基督教，更追溯到远比基督更古老的圣石崇拜）的融合，更有一次次用武力、经济或意识形态统一欧洲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