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教授走了，媒体上没有刊登“讣告”消息，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先生已经九五高龄，7月5日，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因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他是我们上海学术界年事最高，成果最丰的老教授之一。

　　记得在他九十岁那年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还与我谈起要出版一本《“临渊斋”耕耘录》的读书笔记。我打开这本近40万字的笔记，粗翻一遍，觉得很难公开出版，虽然这是一本他读书心得的笔记，但是却也记录了“文革”期间发生在系里的许多“细节”，有的指名道姓，鲜为人知，当然我相信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我想出版社是没有胆量出版的。不过，我当面没有扫他的兴。倒是对他的“临渊斋”很感兴趣，于是与他聊起“临渊斋”的来龙去脉。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一个雅号。夏先生本来对此不感兴趣。一是以学未高深，俨然以某某书斋自诩不免有自列于学林之嫌；二是认为不必有个什么书斋名才算是学者。可是，“文革”前，他在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等学术活动中，对学术界的紧张气氛和自己切身处境，颇有些危殆感，那时，把百家争鸣的“百家”，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他就感到，这种以“不入于杨即入于墨”，不姓“无”即姓“资”的划分，搞学术研究太危险了。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华东师大作为南方大学试点的基地，历史系又是这个基地的实验区。夏先生是这个实验区的重点批判对象。经过这次“洗礼”，他的学术研究危险感更强了。于是，他想起了《诗经》里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学问何尝不是如此。不久，他就决定以“临渊斋”作为自己的书斋名。“临渊”的含义总的说是学术研究应该有冒风险精神。

　　“学术之险”什么意思呢？夏先生说，学术与任何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学术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学者的不断创新。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不创新，学术就不能前进，但“创新”就可能有风险。在夏先生看来，“创新”就要与持旧观念的“权威”说法有异，你要“立异”，“权威”者们就可能视你为“异端”，加以围攻，或指使“小子鸣鼓而攻之”，或者牵强附会地把你列入姓“资”的那一家。夏先生是研究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是个敏感的课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有切身的体会。1957年，他写一篇《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论文，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在一次市里召开的所谓学术讨论会上，有人不指名地说这是“托派观点”。“托派观点”在当时是很吓人的。1962年，他发表了《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文中在批评李氏错误的同时，肯定李氏有着一定的御外侮思想，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发展近代工商业和预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有进步的一面。这下子可糟了，批判的文章从四面八方而来，有的指责他是“为大卖国贼涂脂抹粉”。夏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每写一篇文章总是有些胆战心惊，一有什么运动到来就如“惊弓之鸟”，真是“如履薄冰”。

　　夏先生一生致力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他的研究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尤其对盛宣怀和郑观应的研究用力最勤，影响最大。有《盛宣怀传》及其“年谱长编”和《郑观应传》及其“年谱长编”问世。可以说，他的洋务运动研究是在与“左派”们的较量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他认为，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政治清明，学术宽松，那样批来批去，斗来斗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临渊”还有另一层含义：每写一篇论文或每出版一本书，都要想到，科学性如何？学术价值如何？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都要有“临渊”之感。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临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