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在开放中实现开发

　　一个原先滨海临江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优势就在于海港和码头，紧紧依托这种地缘的优势，吸引各地商帮到上海聚合：航运业遂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

　　原先默默无闻的上海县因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把市面做大了。专攻上海史和上海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周武这样说道：“近代上海崛起的原因自然很多，但追本溯源，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高度开放，二是大规模吸纳八方移民。这两条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构成海纳百川的一体两面。”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腰缠万贯的资本大亨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纨绔子弟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逃荒要饭找活路的谋生者来说，上海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追求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人来说，上海可以给各路英雄豪杰施展抱负与才华有用武之地……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家、躲债人、亡命客、寻找出路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贫汉、遗老遗少、政客小吏、三教九流、流氓、地痞各色人等，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移民上海。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蜂拥而至，一方面给开发中的上海带来了必不可少的资本、劳动力和需求市场，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

　　这种聚合，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裂变，生活在这样的时空中的上海人比较见多识广，较易形成一种眼界开阔的开放心态。嘉庆年间，上海县城东门外已有专事洋货买卖的商行，所聚集之地称洋行街。当时的上海已有“小广东”之称，“洋行聚集，有洋商四家半”，县城外的黄浦江已为洋货驳船停泊之所。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的银洋在上海亦日渐流通，出现了“以洋来者为贵”的崇洋风气，所谓“世俗物用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豪侈，一切奢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中，上海从来不想囿闭自己，上海始终是敞开自己的大门，在开放中实现开发，又在开发中迎来更大的开放，并在更大的开放中带来更进一步的开发。由开放带动开发，这确实是上海与江南其他府县特别是内地府县最大的不同之所在。

　　各地商帮乃至各国冒险家在上海聚合，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上海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商业前景和相对安全的制度环境，是上海广阔的就业空间，是大上海的洋派与繁华，舒适与便利……一句话，是选择上海的独特魅力和内在气质。

　　明清时期，不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市场也比之以往更加活跃。此外，明清时代人口的激增造成了许多省份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状况，遇到天灾人祸，农民的生活境况就相当悲惨，迫于生计，人们开始摒弃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念，许多人纷纷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特别是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个时候在中国南北各地出现了一批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这些商业集团要壮大商业资本，增加竞争力，大抵以家族和同乡作为兴起的纽带和背景，形成商业活动的网络，以便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实现共赢，合理地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明清之际闻名遐迩的“晋商”“徽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晚近许多会馆公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曾经坐落于南市会馆街38号的商船会馆，是南市最大的会馆之一，也是上海最早的一座会馆；它又是在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同乡同业公所；是上海开埠前航运业十分发达的实物例证。因何设立会馆？由于船商们为了争揽业务而竞相压价，引起矛盾，甚至互相械斗，加上外籍船只纷纷驶入上海，抢夺生意。为了调解同业间的纠纷，确保同业“肥水不流外人田”，船商会馆就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