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薄薄仅九十页的民国版小册子《上海众生相》，难得地记载着上世纪40年代上海底层社会的众生相，里面文章皆为当时记者采写。有记者为挖到事实真相，或卧底或隐匿身份设法采访——这就是《上海众生相》一书的史料文献价值所在；也是我昔日愿意花不菲的价格，从自诩“奇货可居”的旧书商手中购下它的原因。
壹 再次暗访 “乞丐大本营”
《上海众生相》系“新中国丛书第四种”，作者署名“徐迟等”，出版者为“新中国报社”，定价每册三元，出版日期为民国“卅一年一月十六日、卅二年三月十六日六版”。而该书扉页的出版日期为：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可见我这本《上海众生相》已是1943年第六版后的N次版。诚如是书“编序”中所说：“这里所选的材料，我们自信都是具有真实性的。这里竭力避免提及个人姓名的描写，即（使）偶有触及，也是有客观的事实做根据，而认为这人的言行，是上海众生相中的典型人物的言行。”我关注这本小册子，也正是鉴于它的史料文献价值和其时“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众生相”。收在《上海众生相》中的21篇文章，似在人们眼前拉开的上世纪40年代上海社会世相洋片；书中漫画插图，于粗糙中不失活泼；有些篇什一眼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叫“沉渣泛起”……
当年有记者为采写这些文章曾历尽艰辛，而最能凸显当时上海底层民众生活世相的，莫过于乞丐群体。所以《上海众生相》开篇即是《丐窟探奇记》。
《丐窟探奇记》作者此前对此曾经做过采访，结果却铩羽而归。他说那年冬天他去采访，“天上正下着大雪，气候寒冷得两腿不停的打抖，于是，身上不得不穿着厚呢的大衣，歪戴上了帽子，在郑家木桥附近乞丐常住的地方踱着。也许这种打扮，他们认为太漂亮的缘故，疑心我是什么‘包打听’之流，连话都没有讲，几乎被他们有组织的打起来”。
这次他吸取了教训，出发前“身上换了一件破得挂下布块的工装，穿上了一双旧得打算丢掉的橡皮鞋，头发根本是蓬乱得和稻草一般的，所以用不到装扮。虽然衣服是又破又脏，俨然是一个乞丐一般……”
找到“乞丐的大本营”，只见“这里准有二百多个乞丐。他们大都睡着午觉，一条破草席盖住了半个身子，有许多把仅有的一件棉袍，扣上了钮扣，自己便钻在棉袍的中间缩做一团……”他描述这里“地上脏得怪湿的，一层泥土至少有四五（公）分厚，弄堂房子里的住户，还是不住的从水落（管）里倒下水来。阴沟塞得已经不能流通，水仍旧从阴沟处回淌出来，淌得地面上一大滩，让那许多睡着了的乞丐，都睡在流动的水里”。随后他故作害怕地挨近他们。于是，便听到了两个乞丐的如下对话：
日那格娘，“摇老倒”（大概是一个乞丐的绰号——原注。下同）再“勿写（惬）意”，定规要请他吃“皮郎（榔）头”（拳头）。呒没道理格，婊子生……
小浦东啊，勿要火气“大来西”（发怒的意思），全是自家弟兄，“脚碰脚”（自己人），勿要搅七廿三……
勿关格，我“写（惬）意”别人“勿写（惬）意”有啥办法，当我“洋盘”……
后来记者对那个叫“小浦东”的乞丐说：“朋友，我是刚从乡下上来，过勿落哉，阿可以帮帮忙，挑我吃口白饭？”
他得到了“小浦东”的信任。后者说：“在上海吃饭板规要有‘爷叔’格（爷叔就是老头子和师傅之类——原注，下同），你呒没‘爷叔’拜我好啦。”“你先付我十块钱，跪下磕两个头，头两个月里讨到的钱全给我，以后是你自己的。任何人要欺侮你，你可以告诉我……”接着“小浦东”还要求他“每逢一年三节”也要送十块钱“侍奉费”。最后“小浦东”给他支招：这两天你先到马路上去寻寻看，可有认识的朋友，去“钉住了霸”（跟在后面向相识的朋友讨钱的切口——原注，下同），挨些“血”（钱）来，或者早晨在小菜场上去“硬扒”（抢）些东西来。马路上汽车装满了“卡头子”（米）驶过，也可以去捞一把。衣庄店门口人挤的时候，你小心的靠在那许多粗心的“寡老”（女人）的身边，弄一件“大篷”（衣裳），或者一条“叉儿”（裤子），往“娘舅家”（典当铺）寄一下，也好挨一些“血”来。“触霉头”“风紧”（失风）碰到“条子”，弄进“城里”（捕房）去，也呒不道理格，总规“城里”是过夜，“城外”也是过夜……我会叫“条子”替你想办法让你“出城”（出捕房）的。
后来，这位记者向“小浦东”“主动请缨”，要求立刻去干弄钱的活。
“小浦东”不愧老手，说像你这样的生手，只怕一出手，钱没弄到，人倒被“条子”抓进了“城里”。他问记者，你“抛顶宫”会吗？“抓活绳”会吗？“坐坑棚”知道吗？见对方三问三不知，“小浦东”训斥道：“蠢东西，‘坐坑棚’都不懂，我对你说，‘坐坑棚’、‘响叮当’和‘接富贵’，都是最近‘本街弟兄’（乞丐的同道）想出的新的‘挨血’的方法。”原来“坐坑棚”，就是凌晨去公共厕所占个坑位，一会儿前来如厕的人多了，等不及，就花二角或三角钱换坑位。“响叮当”就是瞅准对象，拿着饭碗上去，故意一碰掉地，然后指着摔碎的碗要对方赔。至于“接富贵”，就很有点无耻了，用“小浦东”的话说，“就是你走到（人家）住宅或者商店里去讨钱的时候，解开衣裳，露出了胸膛，靠在他们的门口找了只虱子，放进他们的屋子里面去……要我们走，非先拿钱来不可……这样一直讨过去，一天也可以有五六块钱进账……”
就这样，这位记者直到天色渐暗，才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乞丐大本营”。
贰 触目惊心的乱相
《上海众生相》中有一篇《一个乞丐的形成》的报道。报道说，人到中年的陈善国长得像四五岁小孩一样矮小，经常在海格路（今华山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行乞，引起了一名记者的注意。后者从“乞头”那里，了解到陈善国是浦东川沙人，其父曾在川沙开设有5家南货店，家境富裕。陈善国从小长得矮小畸形，到了上学年龄，家人怕他到学校受人讥笑，所以为他在家里请了家庭教师。但他对读书毫无兴趣，只知贪玩。及长，家里只得让他弃学从商。他却只是在自家的5家南货店中混。结果商没学成，赌博倒学会了。为让他改邪归正，在他21岁时，家里张罗着给他娶了亲。然而他“邪”非但没弃，却因“尝到了女人的滋味，就此更加每晚嫖起妓女来了”。最后不仅染上梅毒，还“偷倒”了自家两家南货店。家人终因对他失望而将他赶出家门，他从此沦为乞丐。
此后他曾经被“大世界游乐场”和南京路一家商店以及汗衫厂请去做表演和门岗或做广告，有一次竟然还被影片《孔夫子》剧组找去，当了一回临时演员。但一旦没人用他，仍改变不了他做乞丐的命运。这位记者通过陈善国的故事，“寄语那许多‘小开’们，请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已经因着家中的生活的优越，而走上了堕落的途径，假使是，那末，我说你们的前途，也是够暗淡的。’”
《上海众生相》记载报道乞丐群落只是一个点，更多的还是呈星散状多点披露。比如“被人剥去了衣服，非但旁人不给你一点同情，反而还要形象你和猪猡一样，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呵”。（《剥猪猡“英雄”一席谈》）再如记者讲述其因连日背痛，吃各种药不见效，便去一家膏药店求治。而有“和屠夫一样的大肚子”，却不知真伪的坐堂郞中，竭力推销起膏药，膏药上写着：“秘制万灵疯湿膏。”然而治疗效果却一点也不“万灵”。对此诘问，“坐堂郞中”反而责怪患者不舍得花钱买贵重药……
至于像《亭子间里的鱼肝油厂》这样的篇什，则一下子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地沟油”加工黑作坊。记者暗访时看到这间亭子间“光线是黑黝黝的”，里面零乱地堆着一些东西，屋中有一裂缝长桌，缝里嵌满灰尘，还粘有油腻，看去肮脏不堪。“最触目的，便是那一块围在中央的和泥土一样黑的湿抹布。台子的一端有两只大竹箩，竹箩里是盛满了许多预备装鱼肝白油的铁听，听上已经撞了个瘪塘，零乱地堆在一起，无异是北京路旧货店里的旧香烟听，再旁边是一只以前装过火油，后来装过豆油的黑色大铁桶，铁桶旁边四周凹凸的瓦轮上，全是豆油和黑色尘埃的混合物，里面呢，现在是改放了满满的一桶陈得发酸的麦芽粉，桶盖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但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鱼肝油，作为成品出现在商店橱窗里时，“原来那个生满了黄锈的白铁听的外面，已经包上了一层五色的美丽的纸的外衣，除了药名和这‘宝厂’的名称以外，还加上了许多功用和说明，上面是：‘设备完善，机器消毒，原料纯粹，技术精良。’”由此可见，有时候肮脏的东西看似是物，但何尝又不是源于人之“肮脏”。正是有人恬不知耻，才有此乱相。
叁 领略中须有批判
在《上海众生相》中，这些人比比皆是，而且情状可谓五花八门，在骗术上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代客赎当”“登报征婚”“征求投资”“马路设局”“催眠术”等等，其实十之八九都是陷阱。披露这些，不仅对于人们以斑窥豹，认知社会有益，对于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防范也有好处。
关于《上海众生相》的资料文献价值，自然还得提到其中几篇更接近于“新闻纪实”风格的报道。记者入笔显见侧重于它们的可读性，但无论是《剧人吴仞之让妻记》中的吴仞之，还是《申曲女伶王艳琴情死记》中的王艳琴；抑或是《不出庭律师孙杰》中的孙杰、《“调查学家”许晚成》中的许晚成，毕竟也是有或大或小影响的“公众人物”，所以无可否认，客观上这样的文字具有着“立此为凭”的文献史料况味。
其实《上海众生相》反映的，远非只是底层民众，如《吃死人饭的殡仪馆》，便报道所谓“上流社会”的“一般闻人、银行大班、公司经理、大财主、小财主、乡下逃来的土财主都纷纷争开殡仪馆了”。他们瞄准的就是“殡仪馆的营业非常之好”，这些老板们，一旦打听到租界有空地，哪怕它是烂泥地，也顿时“便会像狗咬肉骨头似的大家争夺着在这块烂泥地上赶筑起殡（仪馆）舍来……”
《上海众生相》也有报道在上海的外国人生活内容，如《吃角子老虎大王》中的杰克拉莱，《“罗宋姑娘”的情调》中的“罗宋姑娘”等等。其中尤为令人瞩目的，当数那篇《上海“外国人”众生相》，它所透露出的情感立场和思想倾向，值得探究乃至批判。
“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做生意弄铜钱的。这铜钱却要从我们中国人手中拿去，但他们又怕与中国人多握了手要传染肺结核，所以自从我们和洋人通商以来，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一面伸出手来要钱、面包、西崽和咸水妹，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意识上始终是采着坚壁清野的政策的。”这番话显然将当时进入上海，乃至到中国的外国人任意妖魔化，夸张地将他们“一网打尽”地强摁在了“仇华排华”这只萝筐里。
该文第六节小标题为“被希特勒逐来的一群”，其中对来沪犹太人的评述就让人生疑：除了一概称他们为“亡命徒”之外，更以一个“贪”字，视为当时所有来沪犹太人的“根本性格”，显然有失公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鉴于此，所以我们在领略这本《上海众生相》史料文献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它的应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