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人们交往，都会有个基本判断，哪些人可以交，哪些人不可以交。至于深交，更得有个识人过程。不过有时候通过一些具体细节，也可以因此识人。生于1880年、被誉为“神童”的徐树铮，后来深得有“三造共和”之称的段祺瑞激赏，在北洋政坛脱颖而出，历任中华民国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陆军部次长等职。而徐树铮最初得以“出仕”的契机，就是缘于段祺瑞第一次偶遇他，即由其字而识其人，招至麾下。

　　那是1900年，年仅20岁、一心想为国效力的徐树铮只身前往济南，去投奔因操练新军而声名鹊起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徐当时怀揣致袁的上书，上书中写道：“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徐说的“经武”，是指经世致用的兵家之学。袁世凯对徐上书中的观点颇认同，因当时袁正服母丧，不便会见徐，便命道台朱钟琪出面接待。后者自视甚高，不把年轻的徐放在眼里，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徐树铮返回下榻的高升店客栈，越想越气，遂展纸提笔，以书写楹联抒发郁闷。恰巧这天当时还只是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的段祺瑞到高升店访友，段后来回忆道，他“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闻听此言，段打量了一下徐后问：愿不愿意跟随我做事？徐答：那要看你值不值得我跟随。段遂“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段因字识徐，徐后来果然成为段的心腹，两人交谊深厚。1916年袁世凯死后，徐任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后来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其背后许多事都有徐的谋划和参与。

　　而以“书”识人，则是发生在曾国藩与刘铭传身上的故事，时间得往前追溯。众所周知，曾国藩系清廷重臣，刘铭传是台湾首任巡抚。1862年初的一天，曾国藩和其学生、清廷大员李鸿章商议，除湘军外，拟筹建一支淮军。李对此深表赞成；李让曾决定后，可交给他具体去操办。曾吩咐李：“汝宜先集汝所知人物能任将帅者，使各人往各地招募勇士，我欲一视汝所知举者，鉴别人物，果能任此重大军事否？”曾对李说得很明白，你去招募人，至于那人是否能为新军录用，等我“鉴别人物”后再决定。李衔命回到家乡合肥，不久即“搜获淮上豪杰之士，咸来大营”。且说这天曾、李二人悄然来到大营视察。只见“所来淮军诸名人，有赌酒猜拳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那些淮人不认识曾国藩，即使见李鸿章在场，他们也没有刻意趋前奉迎，各人还是该干嘛干嘛。曾、李二人结束视察，退了出来。到了外面，曾对李说，你招募来的那些人，日后大多堪任大事、可立大功。而据我判断，他们中将来成就最大的，一定是“南窗裸腹持酒人也”！曾国藩看好的那个人，就是日后著名的淮军将领、首任台湾巡抚、为推动台湾近代化进程立下功绩的刘铭传。上述刘、徐故事或许不尽为信史，但也绝不会皆是虚饰。其传递出的信息，便是字与书对识人的举足轻重。不夸张地说，这一点即使在今天，应该也足可引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