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丛林法则”，就必须弄清它的“食物链”。

　　在丛林中，“食物链”的顶层是狮子虎豹，再往下是豺狼鬣狗，最后一级就是兔子鼹鼠这类吞食虫草的小动物了。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期，位于“食物链”最顶端的嗜血动物，就是桓玄和刘裕之类的大军阀。夹在食物链中间的各种“动物”，要自保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入伙，进入嗜血的强势集团，一起狩猎，共享猎物；另一个办法就是结伙，像野狼和鬣狗那样。在这片丛林里狩猎，最好是成群结伙，因为个体的力量是弱小的。

　　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凡弱小的个体都要入伙，这是在“丛林法则”里求得生存的一个铁律，一个基本门道。知识人当然不会有什么例外，无论是为文还是从政，都要“入伙”。而就精神的道德的成长来说，知识人的“入伙”却是致命的，是非常可怕的行为。

　　“丛林法则”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有正视才会清醒，才有文明的进步。

　　东晋有文化思想和艺术的“圈子”，这是文化人求得自保和相互慰藉的方式，有时也是依循了求生的“法则”。

　　而陶渊明比起同时期的那些文人、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突出于群体之外的孤零零的身影。他实在有些游离。当然他也有交往，有应酬：“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游斜川》）“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二首·其一》）但总体上看他还是自己待在一个地方，自吟自唱，自己咀嚼，寻找一些生活下去的乐趣。他像当时苦闷的知识人一样，寄情于其他，比如喝了太多的酒：“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其七》将酒当成了那个痛苦时世中最好的安慰剂和麻醉品。

　　不过他习惯的是独饮，而不是群酗。“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停云》）“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纵观陶渊明的处世和交往，他更多的时候给人形单影只的感觉；再就是跟弱者在一起，比如那片田园四周的农民。他不寻强势，不入伙，这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陶渊明是一个弱者吗？比起最强者，他是；比起最弱者，他又有一定的地位，因为族上出过高官，他自己也多次进出官场。不过他的一生受尽了坎坷磨难，好在极耐折腾地活着，活下来。与他同时期的一些人一度也算强者，却因为不慎或其他种种原因，一怒之下撞碎了自己。陶渊明或者因为柔弱谨慎，或者由于特别的生存方法，显得更持久也更耐磨损，竟然在独往独来的状态下活了下去，还留下了一百多篇诗文。

　　陶渊明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密不可分。同样是逃避，同样是保存自己，同样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艺术，陶渊明与“建安七子”不同，与“竹林七贤”也不同。这也许是性格的原因，也许是社会地位及声名不彰，反倒容易隐蔽：他不扎堆，在喧声四起的魏晋知识分子当中近似于无迹无声地消逝了，走开了。他没有和任何一群知识朋友长期呆在一起。从处世方法即形式上看，他能够突破当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平均数，选择了一份很平实也很自我的生活。

　　大概是这个原因，他最终赢得了喘息的空间，于是有了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社会，清谈、任诞、饮酒、食散等盛行一时，“养生论”、“逍遥论”、“纵欲论”，还有“无为论”和“安命论”，都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处在这些思潮之中，自然会受到多种浸染并且留下了深重的痕迹。但是他好像并没有专注于一端，多方尝试过也吸纳过，最后还是无法完全认可，没有跟随任何一派走下去。

　　他可以像“竹林七贤”那样饮酒，但饮法不同，其中蕴含的意义也不同。他比“竹林七贤”更积极一些，与酒的关系也不仅是借以发泄，而是更亲和一些。

　　陶渊明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哀伤，还有更多的自省，所以在自保的过程中大多采取自我安慰的方法。他不谈玄也不入佛；不佯狂，不愤怒冲撞，不过于颓废，不食散不闹怪，尤其是不“入伙”。这一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那个时期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像刘伶一样醉得与猪在一个器皿里吃食饮酒，像阮籍一样大醉几个月避祸，做出这样大幅度反世俗的动作，在陶渊明这儿并没有发生。他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去种地，日复一日地耕作劳动，过一种最平静也最“平庸”的生活。但这就像一条河流，表面“静”，底部还是很汹涌的。

　　他仍然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把难以抵御的人生苦难一点点磨碎，需要更大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