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十多岁了，爱怀旧，怀旧就会想到故友。马平是我当年往来密切的故友，我常常想到他。我家离雕塑公园不远。每次孩子用轮椅推我到雕塑公园，总要经过山海关路的育才中学。每次经过育才中学，我便不能不想到他。

　　马平是我1942—1945年大夏大学的同学。他读教育系，我读中国文学系，教育系同学毕业后要当老师，就要选修其他系的课。马平选修中文系的课，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谈下来真是志同道合。他曾拿出本子给我看他写的新诗。我说很抱歉，新诗我兴趣不大，他就再没跟我谈过新诗。

　　马平是浦东人，他父亲在家乡大概经营棉花生意，和上海棉纺厂有联系，马平读书时就住在槟榔路（今安远路）一家棉纺厂的宿舍里，我去那里看过他。大学毕业后他到育才中学任教，住在校内，我经常去看他。日本投降后，上海民主运动高涨，育才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经常邀请民主人士到校演讲。我好几次在那里听到他们演讲，如郑振铎、田汉等，有一天晚上还听到郭沫若演讲，他口才太好了，我印象极深，他演讲时对听众说，我就在这里要求民主，有特务，出来好了！大家马上热烈鼓掌。

　　我和马平志同道合，是因为我们都追求进步，热爱党和毛主席。我们晚上常在我家一起读毛主席著作，互相讨论。早上看报读到解放军在东北解放什么大城市，我会跑到学校去告诉他喜讯。我们也曾约定一起探寻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四马路的王宝和去喝酒，跟喝酒的人聊天，也进过股票大楼，看看股票行买卖股票的情况。他还考虑写《李有才板话》那样的作品，我曾陪他到通联书店找过总编辑何公超同志。我结婚他给我做伴郎。他的夫人是我们的同学。之后马平换了许多所学校任教，又有了家庭，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

　　可是在“反右”期间，我突然听说马平竟被划为极右分子，到农村劳动改造。

　　可惜马平未能活到平反，就在劳改中去世了。

　　马平的夫人是香港一家著名雪茄烟行的少东。多年前我到香港看到这家雪茄烟行，曾进去问了一下，知道她半年住在香港，半年住在上海，而这时候正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