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并非画家，可是，德裔美籍的哲学教授埃里克·沃格林却画出了希特勒的“肖像”：“极强的个性和充沛的智力与道德和精神境界的缺陷相结合，弥赛亚意识与海克尔时代公民的文化学说相结合，眼界狭隘与小地方统治者的自我意识相结合，以及这样一个人在特殊处境下施加于那些臣民心态的精神上的乡巴佬的魅力。”这是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出版的《希特勒与德国人》用文字勾勒希特勒“画像”的简略笔触。作者沃格林教授由此从生理、心理和精神多重角度，把握这“恶魔”般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希特勒没有朋友，只有崇拜者；他只要愿意，就知道如何使自己的眼睛眯成斗鸡眼——这是他的生理特征；同样，他还能控制自己的崇拜者将无辜的犹太人关进毒气室——这是他的政治罪行。恰如其分描摹希特勒，并非邪恶之类贬义词汇的堆积，就能胜任。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希特勒比大多数解释他的人更聪明。”由此，沃格林教授参考了歌德《虚构与真实》中论魔鬼的那章节，引入了瓦格纳的歌剧词句，还引用了希特勒《我的奋斗》里的自述，可谓评价力求公允。他的叙述，时而尖锐，时而睿智，甚至借助宗教的视角。他认为要抵抗希特勒那种伦理上邪恶得如同魔鬼的本质，仅凭伦理的人性，无法与撒旦的力量作斗争。只有依靠同样的宗教的善的力量。就这样，该书分析了希特勒深思熟虑的策略、希特勒得以确立自己独裁地位的手段、希特勒散发其生存权力的“气场”、 希特勒那理智和精神相割裂的生命力、希特勒的女性观及女人缘。

　　《希特勒与德国人》是沃格林1964年慕尼黑大学系列讲座的讲稿，由此对希特勒这么个已经“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进行考证式阐述，并非卖弄学识。该书企求剖析希特勒张狂的那个时空，是德国无数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由此都生活在悲剧命运的层面。那是一个充斥着精神堕落的历史层面。他要求用整合记忆的能力，清算那随着岁月积淀，会逐渐沉入遗忘之中的历史。他拒绝某些人用“糊涂”作为搪塞、推诿，因为“糊涂有诚实的糊涂和高明的糊涂。”“糊涂是全然灵活的，能够穿上真理的所有衣裳。”可以说他用宗教意义上灵魂的转向、皈依和赎罪的观念，考量那所谓“糊涂”的内涵。挖掘那些并非纳粹党徒，当年却依然做个守时的公务员的得体：他诚实地劳动一天，然后洗洗手，回家。如同集中营的纳粹分子将灭绝人性的作恶视为日常劳作一样，每天下班前洗手。他认为如果说后者是罪犯，那前者就是同谋、帮凶。“希特勒掌权后解除一些不只是犹太人的教授的教职，可没被解雇的人，没有一个拒绝高高兴兴地去占有被解雇者空出来的位置。”他质问那些填位置者的良知何在。挖掘当年这些“糊涂”往事，从微观角度切入，是对人性本能领域那个“黑箱”之探索；从宏观角度观照，则是对那个时代德国民族精神迷失的盘点，如同对精神废墟的追述。沃格林这番纵横于伦理、宗教、哲学的挖掘，在文学领域获得了可喜的回应。那就是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沃格林声称《浮士德博士》是德国人对德国的伟大哀歌（该书前几年已由上海译文社出版中译本）。

　　书写历史可以有多种方式：纪念的历史、文物的历史、批判的历史……是否用全新的精神境界，对过去的时代作判断？必须“把那时代的事件置于精神审判之下”。 沃格林的《希特勒与德国人》提出重新思考纳粹时代，质疑那些描述性历史的价值——因为人们想知道的不是那些血淋淋的细节，而是想知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认为对失去了精神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唯有用批判的方式书写，才能使人们获得解脱，哪怕支付任何代价。书中又简要评说德国文化的精英人物，在阐述马克斯·韦伯学说和生平介绍时，那用其形象的生活细节作点缀的文字，颇具文学色彩。极有意思的是，书中对韦伯的“激情”涵义所作的解释：“激情”即“灵魂驯养”——把灵魂笼络起来，让它集中到事实上。倘若按照这个涵义，“激情”就是具有理性之灵的思考。由此可以品味该书解释希特勒获民选上台的缘由：德国民众在“危机时刻面临失败时，他们会把自己的热情转向一个新的在人们看来很怪异的政权。”将此句中的“热情”与“激情”作个对照比较，或许，读者会由此领悟作者咬文嚼字的一番苦心。特别是《我的奋斗》在西方又印制面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