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案上并置着几种书：《影旧抄本日本国见在书目》（1884年黎庶昌校刊《古逸丛书》本）复印件，薄薄几十页一小叠；日本矢岛玄亮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と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32开精装本一薄册，266页；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详考》），16开精装本三巨册，2459页，三百四十余万字。我看着这几种规模相差悬殊的书，尤其是看着那小山般的《详考》，看到的不仅是千余年来中日文化的交织，百余年来中日学术的演进，看到的还是一个人的生命，因了目标明确，孜孜以求，可以开出怎样绚烂的花来！

　　关于《详考》的学术价值，陈尚君序言之已详，本文不打算再说，而是想说些别的。

　　一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见在”读为“现在”）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由藤原佐世编撰，成书于891年（以前有各种说法，此据孙猛考证），也就是距今一千一百余年前。那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前期，日本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告一段落，以此书对输入日本的汉籍作一总结，堪称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一大结晶。

　　此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学与史学两方面。其一，它是一部现存著录唐代及唐代以前著述的最早的汉籍目录。其二，它著录图书数量多达一千五百七十九种（以前有各种统计，此据孙猛统计），接近《隋志》、《旧唐志》的一半，几乎是8世纪前中国图书的一半，也占了当时传入日本汉籍的九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弱图书不见于《隋志》、两《唐志》，其数量之多，同时代的目录、文献、史料无出其右者。其三，书名、卷数和撰者，都按实存图书或当时目录忠实著录，可信度很高。其四，它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文化学术史，尤其是早期日本汉籍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学依据。所以在文献学上，此书价值不亚于《隋志》、两《唐志》；在东亚史学方面，其价值更是无可替代。

　　此书问世以后，在日本地位崇高，被日本宫廷奉为圭臬，成了宫廷议事的权威文献依据之一，从平安至镰仓时期，议定年号时都要查核所据汉籍是否见于这部目录；而直到室町时期，它既流传于宫廷之中，也流传于寺院、民间，被视作与内典相对应的外典文献的总汇，汉籍的权威目录著作。室町时期以后，一度销声匿迹。时隔二百五十余年，直到江户后期，方重现天壤，并传入中国。

　　这么重要的一部汉籍目录，本来似乎应该成为显学的，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几乎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直至孙猛《详考》出版为止，专著只有日人寥寥二三种，文章包括稍有所涉者在内，合计中日也仅二三十篇。显而易见，现有研究与此书价值不成比例。

　　究其原因，现代学术体制或难辞其咎。现代的学术是分门别类的，何况此书性质又极为“跨界”。对于中国的日文学者来说，此书的古典文献学内容，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对于中国的古典学者来说，“日本国”限定了国界，此书被认为是外国学问。陈尚君曾质疑道：除了几位文献学名家曾发现此书价值并加以利用外，“稍感奇怪的是，至今大部分国内学者对此书似乎还视而不见，置若惘闻”（《详考》序）。他说的还仅仅是不利用此书的现象，至于深入研究则更是谈何容易。在孙猛之前，国内仅王利器、严绍璗等个别学者，有提要或专门章节介绍此书，虽然筚路蓝缕，足堪珍惜，但毕竟太过冷清了。

　　而对日本的“国文”学者来说，研究囿于“国文学”、也就是日语文学范围，汉文本不是他们的所长，加之此书又是汉籍书目，更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对日本的中文学者来说，他们可以把中国的目录学著作研究得非常透彻，甚至超越中国的同行，比如兴膳宏、川合康三的《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1995年），却不会“越界”去碰这部日本的汉籍书目。相对说来，日本的汉学者最应该研究此书，但研究此书本身者却仅有四人。其中，江户时代的狩谷望之、森立之，仅限于使用《隋志》、两《唐志》等中国文献，对本书做一些基本的校订工作。近现代的小长谷惠吉、矢岛玄亮虽有专著，但研究的对象既是一部汉籍目录，他们却没有利用跟这部目录关系最密切、最基本且必备的中国文献目录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利用当时已经发表的敦煌、吐鲁番等文献及当时日本可以看到的中国学者有关唐代及唐代以前著述的研究成果，显然，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制约了其研究水准。

　　一部那么重要的古代典籍，居然因为现代学术的“分工”，而无法得到充分透彻的研究，甚至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是这部古代典籍出了问题，而是现代学术体制出了问题。

　　二

　　显而易见，只有打破现代学术“分工”的局限，才能深入研究这部重要的古代典籍。孙猛的《详考》当仁不让，应运而生，成为千余年来此书最大的功臣。

　　《详考》分为《本文篇》、《考证篇》、《研究篇》和《资料篇》等四部分，孙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三部分。《本文篇》精校厘定了此书原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信凭的文本。《考证篇》为此书所收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汉籍撰写了各自在中日两国流传研究的学术史，当时中国流传的图书的一半，早期传入日本的汉籍之九成，大致都已被梳理清楚了。“体例方面，在《考证篇》使用具平亲王《弘觉外典抄·外典目》、藤原通宪《通宪入道藏书目录》作为对照目录；特设‘流布’一项，介绍著录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在资料方面，多采用日本文献；介绍有关研究成果方面侧重于日本。在补辑佚文时，也注意多用日本文献。”（《详考》前言）《研究篇》调查、研读此书的各种传本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对这部目录及其著者藤原佐世作了一次接近终极性的研究，全面厘清了这部目录的主要问题（作者、书名、成书、性质、价值、流传、文本）。这项工作实际上属于日本古典文献学，在日本本来是属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详考》同时展开跨越中日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我以为，这样的研究只能用“东亚古典学”研究来涵盖。

　　而孙猛之所以能完成《详考》这一巨著，乃是受惠于“天时”、“地利”、“人和”。

　　先说“天时”。“文革”结束，百废俱兴，中国学人容易出国访学，也就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前基本上不大可能。孙猛也算因缘际会，赶上了这个好时代。从1987年开始，到《详考》出版的2015年，孙猛客居日本整整二十八年，全部光阴都奉献给了此书。孙猛1987年东渡日本以后，决定不做《书目考》而改做此书，我以为是他平生最正确的决定。这是由于《详考》所涉及的主要文献，都得在日本查找、阅读和研究，所以要做此书，非得长期客居日本不可。

　　同时也是因为，《书目考》或许别人也能做，但此书则非孙猛不能做，这就是“人和”。此书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首先得精通中国古典文献学，孙猛正是这样一个学者。他是道地的科班出身，一生在斯界兢兢业业，此前已完成了《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陈尚君誉为“当时确达到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详考》序）。与此同时，此书研究者也得熟悉日本古典文献学，孙猛也正是这样一个学者。他赴日前即已谙熟日语，翻译过日本汉学论著。赴日以后，面对奈良、平安时期以来跟此书有关的日本图书文献和后人的研究论著，他更是努力学习古代日语及日本古代史、法学史、文学史、史学史、科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即如他关于此书作者藤原佐世生平的考证，实际上是一篇日本历史人物传记，属于日本史、日本古典文献学范畴，孙猛交出了铁板钉钉、精彩纷呈的答卷。

　　再说“地利”。在撰述《详考》的二十八年里，孙猛只发表过不多几篇论文，且都是《详考》的组成部分。他所供职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顶尖的大学之一，也是世界上知名的大学，却并没有年年考核他，要求他发表多少“权威”、“核心”、“C刊”论文，获得什么级别的项目、课题、奖项。这样的学术环境，我们哪里去找？而早大图书馆的优质服务，更是他完成《详考》的最佳保证。早大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我享受到了早大图书馆以及全日本大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所提供的高品质服务。大致可以说，在早大就能读到全日本绝大多数大学、研究机构的藏书和资料；人在早大，坐拥‘百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早大提供的优越的研究条件，没有日本图书馆完善的服务系统及其优质的服务，我的‘读书之旅’一定是歧路多惑，这部《详考》中也会留下更多的遗憾。”（《详考》后记）这样优质的图书馆服务，我们又哪里去找？

　　三

　　百来年前，曾经有人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欧洲。当时的中国学者深受刺激，从而激发了国内的敦煌学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学术风水轮流转。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在日本，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研究在中国。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16年1月23日，日本名博“天汉日乘”发表博文，介绍了《详考》的情况后，不胜感慨嘘唏道：“今后大概无法离开本书谈《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了吧！但遗憾而可悲的是，堪称日本文化宝物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研究书，却并非由日本的诸如岩波书店那样的出版社出版，而是由中国的出版社用中文（几乎就是“汉文”）出版。”“遗憾而可悲”之中，博文似乎蕴含、飘荡着一些说不出的感情。但如果经由此刺激，而使得日本学界重视此书的研究，倒也未尝不是一件有功学术的好事。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长期受惠于日本汉学，《详考》也许可以“回馈”一下日本学界。

　　在《详考》的后记中，孙猛也曾吐露心曲。关于《详考》的书名，他原是打算用“述考”的——自谦“述而不作”之意也。但在陈尚君的建议下，他还是决意用“详考”。“一来，至少《研究篇》不能不谓不详；二来，兴膳宏、川合康三两位日本学者‘详考’了中国的一部汉籍目录，我‘详考’一部日本人撰写的汉籍目录；两书同名‘详考’，也可以算是两国学人的一次有意义的学术互动吧？”孙猛话说得含蓄，但读到此处，我却怦然心动，回想起当年陈垣的抱负，不由得对孙猛肃然起敬。

　　但本书的意义，又绝不限于学术。“对汉籍东传的意义还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理解……长安往西，‘沙漠丝路’，一队队骆驼跋涉在滚滚黄沙之中，旅人为我们在通往西域的交通咽喉留下了许多珍本遗书。长安往东，‘海上丝路’，一艘艘舳舻颠簸在滔滔波涛之上，航行者为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东瀛岛国留下了不少佚存汉籍。对西域而言，长安是东；对东瀛而言，长安是西。今日，当我们研究汉籍东传之际，把‘沙漠丝路’上的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通过‘海上丝路’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时空超越，一幅地球格局的人类交流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生动而壮观，纵横览之，不禁令人感动不已！”（《详考》第2164页）这段《详考》中罕见的饱含感情的叙述，我以为说出了孙猛研究的初衷和闳愿。因其宏观而又细微地展现了历史上的东亚“汉籍之路”，《详考》足以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这是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辉煌的“一带一路”，就在唐代，汉籍东传无疑是其最重要内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无疑是其代表性成果，而《详考》则对究明这段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

　　四

　　《详考》学术丰碑已就，后来人该干些什么？

　　首先，当然应该出版日文版。正如“天汉日乘”博文所说：“如果用日语出版本书，部头无疑会更大，但将有助于日本人理解平安时代的学术状况，尤其有助于研究平安时代的‘国文’、‘国史’领域中为数不少的不懂中文的学徒。”既然已经看到了此书对于日本“国文”、“国史”研究的价值，并且遗憾没能用日语出版，那么自然应该有日本学者来把它译成日文，由岩波书店、汲古书院这样的一流出版社出版吧。

　　其次，应该大家一起来修订充实《考证篇》。学术研究日新月异，新资料、新成果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仅靠孙猛一人之力，很难再作全面修订，也很容易挂一漏万。梁启超有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因此，各学科、各种书的研究者，都应用最新研究成果，来充实修订《考证篇》。尤其是孙猛当年因故取消台湾访书之旅，难免给台湾文献这块留下遗憾，所以尤寄厚望于台湾学者，来增补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工作，将来以《详考》为中心，或许会形成一个系列，甚至形成专门的学问。

　　再次，应建设“东亚古典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遭际，说明现代学术体制有问题，为此有必要建设“东亚古典学”。所谓“东亚古典学”，就是说在古代的东亚，存在着像古代欧洲的希腊、罗马那样的“古典学”，它以汉字、汉文、汉籍为载体，超越（或大于）民族、国家、时代、地域而存在，所以也应不分民族、国家，超越国境、学科来研究它。而在“东亚古典学”研究方面，《详考》堪称先驱和典范。

　　在《详考》的后记中，孙猛自谦道：“我生性愚拙，平生只有小著两部。一部是1990年出版的《郡斋读书志校证》，一部就是《详考》。”其实，前者也是一部百余万言的大书，其水准和价值诚如陈尚君所誉；后者则我敢斗胆预言，百年内将难有超越之者。两部煌煌巨著，学者有其一，即可告慰平生，而孙猛乃有其二！当这时代的学术尘埃散尽，《校证》、《详考》仍会是鲁殿灵光罢！

　　（本文提到各位同学前辈敬称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