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集校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历代流传至今的注本，约有一百余种，其中较为完整、影响较大的注本约有一二十种。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新的有关唐代的资料的出现，对唐代官制、科举等专门史，以及唐代语言等学科研究的新成果的出现，对杜诗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推进。本书即是在充分汲取前代和近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校理1400余首诗歌、30余篇文章，充分反映杜诗及其解读中所包含的各方面问题，在校勘、编年、注释三个方面，都有独到的成果。

　　清华大学谢思炜先生注杜的特点，在于以其多年的学养，形成了一个既尽量接近二王祖本原貌，又保留了具有重大影响、严重歧义的异文之本子；并且厘正前人编年之误，对钱、朱、仇注三家在史实、典故、词语方面的不足和谬误之处，加以补充辨明；为杜诗、唐诗、唐语言研究提供了又一部必备的基础性资料。

　　确保提供给读者的是经过认真筛选精炼的、必不可少的信息

　　谢思炜（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杜甫集校注》作者）：

　　在资料的获取上，现在比过去要方便得多，另一方面就是说学术发展到现在，在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领域，应该说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是有很大的提高的。比起上世纪，甚至比起二三十年前，可以说我们这代学人对世界、对历史的整体的认知，我们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方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会不断提出和探讨一些新的更有意义的问题。

　　那么具体到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来看，这个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由于20世纪以来新的技术手段出现，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大型中文数据库的建设，还有互联网的利用，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

　　具体到杜甫集，它的情况有一定特殊性，由于历代杜甫的注释资料极为繁复，所以我并不是说想把这些材料全部呈现出来，我给自己设定的主要想要达到的工作目标，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要提供一个更为可靠的文本，尽量接近杜集的祖本、杜甫集的原貌；

　　第二就是说要尽可能反映历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相关学术领域里学术研究的成果，就刚才说的，不只是说诗文本身的，而包括它所涉及到的各方面，比如说唐代各种历史方面的、制度方面的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还有语言方面的等等，要尽可能地来反映这些研究成果。

　　第三就是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要。就是不能说是我把所有的资料摆出来，然后怎么阅读、怎么去理解就交给读者了。我觉得做整理这个工作，首先你要起到选择、挑选的这样一个作用，把那些真正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信息筛选出来，交给读者，让读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同时使他们有一个比较便捷地进入杜诗的通道。

　　在过程中我参考了很多前辈学者——包括这套《丛书》以前的很多成功经验，确保提供给读者的是经过认真筛选精炼的、必不可少的信息。

　　另外就是说，我一开始想到上面这个目的，在篇幅上是有所控制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一点超出我原来的设想，量还是有一点大。如果有读者要读它的话，其实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跳出去的——有些是属于资料性的，我只是把它列进去，供大家深入研究。那么在读者对象的设定上，我想就是说要跟普及性、通俗性的读本有所区别，一些不必要、一般性的知识内容，就不一定要包括在内了。

　　我看两种新的杜诗全注本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这一两个月里，我看到了两种新的杜诗的全注本。一个是谢思炜老师的，还有一种我今天特别带来、就是日本最新出的《杜甫全诗译注》，它这个序是今年6月份写的，也是当月刚刚出的新书，我觉得放在一起做一个评价，比较有意思，而且也显得我比较有国际视野。在这里面特别想要说明的是，对杜诗的日文全译，这是从1928年铃木虎雄的第一次全译本以后的第二次日文全译本。而且我觉得日本学者的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简明的，但是简明之中，浓缩了日本学者多少年的研究心得，因此尽管是一个通俗定位的书，其中仍包含了很多学术的原创内容。

　　对于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其出版开始着手的时间很早，学术目标是对唐宋到清末的历代著作做彻底清理，其工作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第一是汇校。对十四种宋元旧本做了极其准确、精致的校刊，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早期由王利器、舒芜等先生做成的，山东大学后来再补校了三种，可以说是对杜集文本的一个几乎是网罗无遗的工作。

　　第二个是备考。我觉得那部分做得很好，就是对于杜甫的诗歌之中，历代有争议的部分，详尽地罗列第一手的文献和有关讨论的文献，向后人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可能。

　　第三个是解题。对杜诗所接触到的人事、事件、作年、寄意等给予介绍和分析。

　　第四是注释。基本上延续了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注诗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于杜诗逐句做充分的解读，说明用典和语源，梳理诗意。

　　我觉得谢思炜先生的著作作为个人著作，学术定位与前书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前言》里面说到，本书没有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会评形式，是因为杜诗的有关资料太多，如果全书篇幅过大，头绪过繁，势必给阅读带来某种干扰，我觉得这样的考虑是恰当的，因此有几方面内容没有涉及：一是旧注有关诗歌做法、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二是关于诗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三是不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历代杜诗的评点非常多，尽管其中有真知灼见的感悟，但是也多浮泛或者繁碎的评说。

　　另外，我觉得谢先生的著作，在版本对校、编年考证、注释解读、语言典故的解释等方面都做了简明的处理。因此我对于谢思炜的书有一个概括、一个基本的评价：

　　我觉得谢注是综括历代注杜精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且为读者考虑，注释力求体现当代学术水平，适合具备大专文化程度以上读者乃至专业学者阅读和研索杜诗，是一部值得信赖的注本。

　　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迭经重版，行销数十万册，蜚声海内外。作者精益求精，经过十数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颇具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体现了最新的学术成果。读后对著名爱国词人、宋词代表作家辛弃疾的词作，可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丰富的感受。

　　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

　　程章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136种，1+3+6，正好是10，所以我认为136也是一个具有某种完整意义的数字。个人印象当中，我自己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历，可以说是跟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相伴随的。

　　我是从1983年开始读古代文学的，先在唐宋文学专业读硕士，任课老师给我们开出的必读书目，今天一看，都是这套书里的。到现在我印象最深、而且也是经常在用的，比如说余嘉锡笺疏的《世说新语》、《鲍参军集注》、《谢宣城集校注》、杨伦的《杜诗镜铨》，以及钱仲联先生的《后村词笺注》等等。我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唐宋诗词这门课上，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规定的必读书目里面，这些书都是在列的。我们最早认识钱仲联先生的学问，就是从他笺注的这些书里，看出这个老先生的学问这么好。当时我们对于能够在这套《丛书》里做文学笺疏的这些作者，那真是非常佩服的。研究生期间，唐宋词这段的主要阅读书目，吴新雷老师给我们开列的，就是典藏版发布的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当时读的是初版，后来邓先生又出了修订本，今天我们看到的可以叫作第三版。老先生在学问面前的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他那种文史结合的学风，当时给作为初学者的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要说《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套书出版的意义的话，我觉得就是《丛书》书目里面总结的八个字：“苞贮要籍，洵为典范。”再精确点，即“要籍”、“典范”这四个字。所谓“要籍”，就是说这套《丛书》所选的书目，都是古典文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典籍——选目很精要。所谓“典范”，不仅仅是说这些作家们或者评论家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古典文学史的典范；而且是指这些校点者、整理者他们所做的各种各样整理的方式，也为我们古籍整理提供典范。

　　《李白集校注》以清乾隆刊本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并校以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本《李太白文集》、日本京都大学影印宋刊《李太白文集》等十余种重要刊本和唐宋重要总集和选本。注和评笺部分，除以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王琦四家为基础外，又搜集唐宋以来诗话、笔记、考据材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笺释和考订，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祖父曾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特约编审

　　瞿泽方（《李白集校注》作者瞿蜕园先生的长孙）

　　很多介绍祖父的文章都说到北京沦陷时期祖父担任过伪职。解放以后，我国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经过了审查。政府经过审查之后对祖父的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公安部门1955年通过派出所向祖父宣读的，大意是历史问题不构成汉奸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建国以来的十年间，祖父基本以写作为生，但是只能出版一些普及型的小册子或是报纸上的短文，没有条件进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和著作，靠这一点微薄的稿费，生活是拮据的。情况到了1961年有了改善，他受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特约编审，也被吸收为徐汇区政协委员。祖父得到这些待遇，一般的说法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的介绍和安排。祖父之所以受到齐燕铭的重视，我想并不会因为祖父在解放后出版过几本小册子，而可能是因为历史的渊源。首先，齐燕铭本人就是一位国学的专家，20年代在北平大学就是国文专业，毕业后在任教的同时一直师从名家，钻研国学，直到1935年参加革命。而这十年也正是我祖父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时期。此外，祖父的几位故交也可能发挥了作用，一位是章士钊，1956年章士钊曾介绍祖父到北京进行《新旧唐书合注》的整理校订工作。另两位是朱启钤和黄炎培，朱启钤是我祖父的表哥，1959年他邀请祖父到北京参与一些古籍的整理，在京期间黄炎培则要我祖父写了一篇关于整理地方志的意见，并转交给了齐燕铭。

　　祖父成为中华上编的特约编审后，不仅有了每月100元的津贴，生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祖父有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能够专心致志地撰写《李白集校注》和《刘禹锡集笺证》这两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两部经典著作能够问世，固然是因为著作者的努力和学术的功力，另一方面中华上编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华上编通过聘任祖父为特约编审而提供的良好工作环境，祖父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是难以完成的。

　　一个出版社将近60年的时间，一直在做这套书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从1956年成立开始，我们就以古典文学为主要出版方向，后来和中华书局一南一北的分工也是这样，我们主要是做古典文学。1978年以后，我们全面发展文史，但是古典文学的典籍整理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1978年一成立就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当时拟了一个200种计划，一方面重版了“文革”前十年出的10来种书，包括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等等，另一方面出版了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钱伯城笺校的《袁宏道集笺校》等一批老学者从事多年的整理著作。然后以每年2到3种的速度推出，经过30年的努力，到了2009年，我们出齐了100种。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出版了136种。

　　一个出版社将近60年的时间，一直在做这套书，那么这套书必然有它的一些特色。一是我们的选目非常全、非常精，凡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大家的重要作品的整理本，基本上都包含在内；二是我们的作者都是这一行业、这一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学者，比如说首发的典藏版的作者，撰著《李白集校注》的瞿蜕园、朱金城，《东坡乐府笺》的龙榆生，《稼轩词编年笺注》的邓广铭诸先生，早已是这一领域内公认的大家。

　　除了这些大家以外，我们还关注很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比如说曹旭先生，还有蒋凡、洪本健、龚斌、夏咸淳等，我想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样一批好的作者，精益求精，这套书才做得这么好。我们的好多编辑在把自己的学识才华奉献给了编纂这套书的同时，自己也从事整理工作。李国章、赵昌平、李梦生老师都是我们社的老编辑、老专家，他们也参与整理了其中的许多作品。

　　大家知道国家有一个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在2013年的时候，从新中国60多年整理出版的2万多种书里面选出了91种书，作为古籍整理的标杆，其中就有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丛书中入选的单品有75种，是所有丛书里面入选种数最多的。这也是从学者和专家层面对我们这套书的肯定，这将有利于我们在60周年时再重新出发，把这套书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