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丽北 刘火子之长女,1949年出生于香港，1950年底移居上海，在上海接受教育。1968年赴江西插队，10年后返回上海，曾任建设银行《上海投资》编辑部主任。1990年起定居香港，现为《香港经济导报》社中国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撰写刊发大量评论、报道和散文、随笔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虹口区曾经住过很多文化名人。1945年到1948年金仲华曾经住在溧阳路1156弄10号。金仲华，国际问题专家，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的舅舅。当年，他和我妈妈金端苓、我外婆皇甫莲清住在这里。
上海近年冒出来很多怀旧文章，描述几十年前一条条马路的环境和故事，读来，既亲切，也伤感。前阵，读到一篇网上文章《静静的溧阳路》，久远的童年往事又显现在眼前。
故 居
1998年春节，妈妈离世半年多。我们姐弟四个，各自带上另一半和子女们，去溧阳路寻访父母住过的旧居。当我们这辈人中年龄最小的弟媳见到1156弄10号外墙陈旧，门窗漏风，地板发出咯吱咯吱声音，残破到不可想象的景象时，吃惊地说，这就是姐姐嘴里的老房子？和想象中的差距也太远啦！是的，它和五十年前我生活过的1156弄10号太不一样了。时光抹去了它昔日的光芒。
溧阳路1156弄是一条风格特别的弄堂。这弄堂大约有十几栋独立花园洋房，两层楼加斜屋顶的假三层，屋前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后门有一个带水井的院子。弄堂宽敞得像一条马路，可以并排开过三四辆小车。对面的房子外貌几乎一样，但已经不是1156弄了。抗战时期，或者从战前开始，这里已是日本侨民的住宅小区。
花园不大，通往房子的青砖小径两旁，种上了开白花的绿草。前些日子在花展看到这种有点像小葱的草，开着洁白的花，令我激动不已。外墙用细竹架搭了菱形的花架，一溜月季花爬了半墙高，永远此起彼伏地开着白色、粉红色、浅黄色花，飘散出甜甜的好闻的香气。花园中间有几圈花圃，种着白紫双色的人面花，这种像蝴蝶的花朵，是妹妹丽朝的最爱，童年时的她步履蹒跚地走去看花，一边还用稚嫩的声音嚷着：“蝴蝶呀！蝴蝶呀！”花园后面连接着一个小院，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永远是青涩的小果果，好似从来也没成熟过。架子下有口水井，夏天真的可以用井水浸冷西瓜，虽没有“三味书屋”那种情调，实也不远了。
来 由
1156弄是美国新闻处员工的居住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美国新闻处从陪都重庆迁回上海。美国新闻处向政府提出安排员工住处的申请。抗战期间，舅舅金仲华和妈妈都是美国新闻处的正式员工，舅舅在译报部，妈妈在图片部。按理两个人可分到溧阳路1156弄两幢花园洋房。但妈妈还没结婚，主动提出不需要另外分房子了。所以，舅舅和孩子、外婆和我妈妈一起住在10号。金仲华住在假三层，假三层有一半地方是斜屋顶，人是站不直的，那是他的睡房和书房。西边的邻居是后来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钱辛稻，东边的邻居姓张。
日本战败，上海经商的日侨陆续撤走，住在1156弄的日本人也不例外。10号房子分给我们家时，屋里日本人还在收拾行装，迟了半个月才走。满屋榻榻米，草质，两寸厚，滚着布边，很重，一方一方铺满整间屋的地板。吃剩的大米和食油不带走了。大件的家具也带不走了——日本人橱柜里抽屉特别多。有一个柜子内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抽屉。七十多年了，不摇不晃，现在还在家里使用。我记事已是七八年后了。家里有一男一女身穿和服的两个人形玩偶，每个都有尺许高，放在四面透明玻璃的装饰盒里。爸爸说，那是很贵的日本手造玩偶。可我不喜欢这两个硬邦邦的玩偶，没玩多久就把它们弄得身首异处，丢掉了。
离 开
1947年，妈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那时这病几乎是不治之症，昂贵的盘尼西林让人濒临倾家荡产，上海的医生认为妈妈命不久矣。因《文萃》三烈士之一的陈子涛不幸被捕，作为好友的我父亲刘火子也被密令追杀，被迫逃往香港。父亲的姐夫——我的姑父杨邦服是香港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的著名西医，劝邀妈妈到香港治疗。经过他精心医治，一年之后妈妈的肺结核治愈了。1948年7月，爸爸妈妈在香港六国酒店结婚，贵宾如云。金仲华那时还在上海，茅盾夫妇担任女方的家长。
1948年秋天，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中共地下党获悉金仲华已经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随时会遭到不测，暗杀？逮捕？不可预测的危险随时可能来临。因此，舅舅匆匆执拾了简单的行装，告别母亲和孩子，避难到了香港。不久，外婆和孩子全部离开上海，去香港与舅舅会合。1156弄10号就交给家里的保姆——温岭人钟妈留守。钟妈在金家工作了29年，这是后话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舅舅随陈毅的华东野战军进城，接管上海《新闻报》，任社长。不过，他再也没有回1156弄10号住过了。金仲华的儿子立诚、女儿立勤，1949年5月4日随着作家周而复带队的两百人大队伍，从香港搭乘货轮经过韩国釜山、济州，转道抵达天津港，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读书。那年立勤14岁。华北革大的前身是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立诚到广西工作，立勤留在北京的中央文艺单位工作。1950年底，妈妈带着两岁的我，从香港回到上海，住进10号二楼。
溧阳路10号二楼的布局是这样的：两间大房，前面一间是客厅，客厅再前面有小小的全封闭阳台。客厅后面的房间是爸爸妈妈的睡房。房间西边是长长的走廊，一头卫生间，另一头走下几级楼梯，连着厨房；厨房后面还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佣人房，这是保姆程妈带着我和妹妹三人的住房。向北有个不大的窗户，可以望到楼下的后门，也可以望见弄堂。妹妹丽朝说，她还记得站在窗户前，我教她数数。她学用手指点路过的途人：一只人、两只人，当姐姐的我纠正说：一个人，两个人，人不可以叫一只一只的……姐妹俩就这样渐渐长大。
1952年，我姑父杨邦服听从香港地下党连贯的劝告，从香港到上海，曾经在10号三楼住过一两年。最深刻的印象是打针了。杨邦服打针自有一套办法，他先把针远距离地飞戳进屁股上，好像玩飞镖一样，然后再把针管套上针嘴揿进药水。在边上观看的表哥们大喊大叫，心惊肉跳；被打针的我，进针时却丝毫不觉得痛。除了杨邦服，我再也没见过其他人用这样的手法打针，或许，真要练好飞镖才能施针？
杨邦服当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又任职某医院副院长，他搬家走后，住进来摄影家陈雁如。他是马来亚华侨，抗战时期，向往延安，不远万里，投奔“鲁艺”，却没有读完就离开了。跟着金仲华很多年，做些助手的工作。他酷爱摄影，所以我们家有许多照片，都是他正式或闲暇时随手拍下的作品。单身时，他会抱住妹妹丽朝在屋子里随音乐打圈跳舞。后来恋爱了、结婚了、生孩子了，生活方式大转弯。再往后听说他一直为自己努力争取离休待遇，毕竟去过延安鲁艺学习……虽然没有学完。一直在帮金仲华工作……可并不是领取共产党的工资。终于……没有终于。
溧阳路1156弄的故事非常琐碎，毕竟那是我2到7岁生活的地方，所有的记忆遥远又朦胧。金仲华的长子立诚从悉尼到香港，晚饭聊天，提到往事种种，有些来龙去脉是我刚知道的，立马记下。也许，这些故事只是亲戚朋友之间，饭后茶余的闲聊而已，一无所用。也许，会有一点历史事实与大时代背景呼应印证。你永远不知道，真实的故事何时会有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