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议，确认《义勇军进行曲》为正式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歌正式写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巧合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候，其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歌曲命名者朱庆澜都栖身于上海，住址依次是今永嘉路371～381号、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今永康路109弄雷米坊。正是在这三处老房子中，如同星宿般流动的三位主人公，极其偶然地重合交叠，联手完成了一幅历史坐标图，完整地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路径，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歌咏奠定了永恒的基调。如今，你若从它们的房檐下经过，那雄浑而又熟悉的旋律，仍随时可能从掩映的窗棂中飘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每一枚音符都是时代强音
1935年5月24日，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也随首映第一次回荡在大上海开阔的天穹下。
《风云儿女》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聂耳谱曲。曾在晚清和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朱庆澜将军，为影片慷慨投资。作为影片的主题曲之一，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的热映而唱响唱红，广为流传。
《风云儿女》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一度贪图享乐、沉迷于温柔之乡的青年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被激发起沉睡的爱国情怀，奋勇投身抗战的故事。
为了提示和凸显主题，影片在片头字幕间即穿插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人声合唱两遍，小号和军鼓伴奏四遍，以激昂的旋律开头，直奔电影的抗日主题，这在当时的电影中是不多见的，为的是从一开始就让观众对影片的抗日救亡主题有一个心理设定。
但如果开门见山大讲抗日救国大道理，别说当局电影检查官通不过，恐怕连普通观众也接受不了这种说教。因此，田汉便设计了一段花前月下的浪漫故事来作为影片的主要剧情，以吸引受众。这便有了青年诗人辛白华堕入寡居的史夫人的财色与浮华之中，而将天下安危抛于脑后的种种情节。
然而，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爱国火种并未泯灭，当辛白华看到“铁蹄下的歌女”历经的亡土之难，特别是得知挚友梁质夫已牺牲在抵御敌寇的战场上时，如遭雷击，顿时猛醒，毅然斩断情丝，穿上戎装、拿起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中去。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即为诗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中的最后一节，按照田汉原来的设想，主题曲还应更长，后因被捕而没能如愿，其原诗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为了应对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不准在影片中出现“抗日”或“日本”字样的禁令，导演折冲樽俎，一律以“敌人”代替，好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敌人”指谁。
影片荟萃了当时众多当红影星，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外，还有谈瑛、陆露明、王桂林、高逸安、王明霄等，周璇也在片中客串，可谓明星璀璨。
首映之后，《风云儿女》连续放映达80余场。与此同时，电通公司将公司创办的《电通半月画报》，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做成封面，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全文刊登田汉撰写的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
从作词作曲到命名
《风云儿女》的创作缘起于1934年年初。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为了支援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拍摄一部有关抗战题材的电影。其时的中国，继 “9·18”东北沦陷和“1·28”淞沪抗战之后，正被侵略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白山黑水之间，爱国志士们自发地组织起“抗日义勇军”等武装组织，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曾任黑龙江省将军、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当时已脱离政坛，领衔组织起“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到处为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捐资募金。
本身就是电通公司影片创作负责人之一的田汉，接受公司委托，就在他租住的永嘉路371号内，首先写出了一个文学性的电影故事，题名《凤凰的再生》。然而就在剧本筹拍之时，田汉却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为了尽快开拍，夏衍只好亲自出马，将故事改写成电影脚本。其间，公司导演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1934年11月，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担任电影摄影的吴印咸，联手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绘画、摄影作品展。夏衍看过展览后，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从天一影片公司“跳槽”到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在明知田汉、华汉(即阳翰笙)已遭被捕、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是否接受邀请，对许幸之是个考验。他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位倾向左翼的留日归国画家，以前除了一些零星的舞台导演经验外，从未执导过电影。但一向左倾的政治立场和电通公司的知遇之情，还是促使他克服顾虑，慨然允诺夏衍之请。
电通公司是中国早期私营电影企业之一，曾经是一家实力很强的企业，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借助社会关系建立的左翼电影拍摄基地，以夏衍为首的五人小组在公司负责创作。公司麾下还有导演应云为、司徒慧敏、袁牧之、孙师毅，摄影师有吴印咸、杨霁明，美术设计师有：蔡若虹、张云乔，音乐创作有聂耳、吕骥、贺绿汀，演员有袁牧之、唐槐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吴尉云、陆露明、施超等。电通影片公司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马路天使》《街头巷尾》(未完成)等多部有声电影，并办有图文并茂、宣传新片的《电通半月画报》，受到广泛欢迎，据称每期发行量多达4万，即使在现在，这也是一个相当骄人的数字。然而公司因遭当局打压得不到银行贷款而陷入经济困境，1935年岁末至1936年年初被迫解散。
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导演《风云儿女》拍摄时，田汉还没有写出主题曲，得知影片即将正式开拍，田汉遂在狱中写出主题曲歌词，请去探监的同志辗转带出。这首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原始手稿。聂耳得知后，主动请命，要求谱曲。早在两年前，他就随朱庆澜将军的民众后援会，到过热河抗战前线的建平朱碌科村，慰问驻守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亲身感受过抗敌勇士的风采，胸中久已蓄满火热的激情。得到夏衍的允准后，聂耳非常兴奋，随即埋首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一面对歌词进行修改，一面寻找和酝酿创作冲动，一旦进入状态，据称，“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一气呵成地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尚未对主题歌命名，而聂耳后来从日本寄回的歌曲总谱上，也仅对曲式作了标注：进行曲。最后，还是影片投资人朱庆澜，在聂耳所写的“进行曲”三字之前，添加上“义勇军”三字，才将歌曲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为大众呐喊的精神不死
1935年4月初，从情报渠道传来当局正密谋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聂耳决定先东渡日本，然后转赴欧洲或苏俄，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4月15日，聂耳匆匆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踏上去国流亡的征途。两个月之后，聂耳又从日本寄回最后定稿的总乐谱。
聂耳早在行前，就已写出《风云儿女》两首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的初稿。初稿完成后即灌制了唱片，以备影片后期配制之用。聂耳走后，为了使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时居徐汇区泰安路76弄4号），经他帮忙再找到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乐谱作配器。这就是影片中以小号和军鼓对主题曲进行渲染烘托的由来。
令人猝不及防的是，1935年7月17日，流亡日本的聂耳，竟然在神奈川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3岁。8月4日，为纪念这位中国最杰出的电影音乐家和天才作曲家，留日学生在日本千叶县北条举行聂耳追悼会，当时也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在报纸上发表悼念诗词，疾声痛呼：“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
聂耳逝世的消息7月底前后传到上海，引起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同仁的一片痛挽之声，大家为失去一位音乐天才、爱国斗士而深感悲戚。田汉、冼星海、夏衍、赵丹等上百位文艺界人士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并在纪念册上签名。电通影片公司决定发起组织聂耳追悼会，出版《电通画报·聂耳逝世专刊》，免费分送参加者。
1935年8月16日上午9时30分，聂耳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人们手持花圈，胸佩白花，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戏院涌来。悼念的人流中除了电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聂耳生前友好，更多的还是普通工人，他们中有码头苦力、筑路工、打桩工、纺织女工、普通市民和报童。1700多个座位全满，戏院不得不挂出“座满请回”的告示牌。尽管如此，不少人依然在戏院外肃立不去。
明星公司董事、经理周剑云被推荐为追悼会主席。蔡楚生致悼词，著名演员施超读祭文，作曲家吕骥报告聂耳的创作生活。刚刚出狱不久的田汉，得知聂耳罹难的消息，如雷轰顶，悲痛欲绝，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他俩合作的绝响！当即写下悼诗一首。追悼会上朗诵了田汉从南京寄来的这首悼亡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沧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如与吾民诉不平！”
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夏衍当时已转入地下，回避一切社会活动。然而，他不仅是聂耳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在联华影业宣誓入党时的监誓人，而且《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任务也是聂耳从他手里“抢”去的。对聂耳，他可谓惺惺相惜，格外珍视。8月16日那天，夏衍经过乔装改扮，悄然步入追悼会现场，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去和亲密的战友作最后的告别。直到现场的另一位友人、影评家王尘无告知人群中出现工部局密探，他才不动声色地迅速离场。
不是所有的往事，都能让人刻骨铭心；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版图中的这三处老房子，却让一个民族为之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