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到南京去请愿

　　救国会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团体，集聚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处于公开状态，背后又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南京政府对它无可奈何。中共的地下组织是南京政府镇压的目标，而中共党员们通过救国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既能保护自己，又能通过救国会把许多失散的党员重新集合起来，聚集力量，因此可以说救国会组织起到了中共在国统区无法起到的作用。

　　救国会的产生、发展与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天再来研究救国会现象，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由中共领导的一个爱国抗日团体，应该看到，救国会是由广大爱国民众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自觉服从民族的最高使命而发起的，其中有共产党人参加，并通过对救国会领导层的影响，体现中共方针政策的一个爱国团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量，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自觉与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相结合，加速了它的发展、成熟。救国会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对重大活动的决策影响；而在那个时代里，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党组织和党员也离不开这个组织的存在，否则中共的主张和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宣传和实施。

　　1936年中期的时局，变得格外严峻，日本增兵华北，威胁黄河两岸，浪人走私危害国家财政收入。西南桂系将领举起抗日之旗，决定北上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认为南京政府所说的最后牺牲之时已经到了，“此时不战，更待何时？若不对外，必起内争，时机迫切，系于一发”。全救会紧急通电南京政府，希望政府顾及民族的安危，实现屡次表白的捍卫国土的决心，“领导全国，对日抗战”。

　　上海各界救国会率先发出上南京请愿的号召。6月21日9时，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千余市民、学生，整队开赴北站，请求站长发列车赴南京请愿。上海北站被请愿的队伍占领，到南京的铁路运输中断。请愿团群众在李公朴、史良、顾执中等救国会领导人率领下，高呼“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驱逐华北日兵出境”的口号。

　　中西捕探以及大批保安警察出动，布置铁丝网木架等障碍物，包围车站。请愿团千余成员从大门至月台手拉手组成两道坚固的人墙，军警们持枪列队看守，互相对峙。市民、学生纷纷对警官士兵作演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下午2时，军警当局以请愿团不听劝告，拟强迫驱散，派出大批手持竹竿的军警赶到现场。请愿团为避免流血事件，全体撤出火车站。请愿团活动没有达到去南京请愿的预期，却造成了东方大都市上海的铁路运输中断六个小时，引起中外各界的关注。

　　7月10日，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救会为要求政府即日对日抗战，停止耗损民族实力的内战，决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赴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清晨，请愿团抵达南京，国民党中央推三挡四，拒不接受请愿。请愿团提出，请“大会准许代表团在大会发言五分钟”，发言内容：要求大会议决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

　　请愿团迟迟得不到国民党的准确答复，眼看为期四天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13日上午10时，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五人前往中央党部大会召开处，受到大会警卫部队的阻拦，交涉后，同意进入警卫处，等候大会是否接见的答复。

　　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等候在警卫处，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南京市长马俊超姗姗而来，出面接待，说：“诸位，本次会议为中央委员会议，人民代表不能列席参加，请谅解。”马俊超边说边把请愿团请入小会议室，“对诸位所提出的主张，如对日抗战一点，政府事实上在准备，在野的人是无从知道的。总之，人民与政府应共信互信，由政府来统一军令政令去抗日。你们不应拿抗日与政府来作对，为难政府”。

　　章乃器当即驳斥：“民族危机日甚，政府不思抗日，敷衍民众抗日热情，不惜尽摧残之能事，怎能说我们拿抗日与政府作对呢？如果政府早日实行抗日，岂不是全国早已实现一致对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