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打怪

　　从一个理工男的角度说当导演这件事，苏有朋给出的比喻是“打怪”。唱了很多歌，一直离不了乖乖虎的角色；拍了很多戏，也摆脱不了五阿哥的光环。所以，要用一件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比如拍一部电影来证明一下自己——就好像玩游戏的冲关打怪，向难度发起进攻。

　　拿《嫌疑人X的献身》来说，这部片子难拍，不仅仅是因为原著受到极度的推崇。东野圭吾的悬疑小说，以精巧细致的本格推理取胜，将缜密的剧情布局移植到另外一个国家，难免水土不服。

　　整个拍摄过程，是苏有朋矛盾、纠结、焦虑的过程，也是剧组所有人极为痛苦的过程。为了追求细节完美，苏有朋几乎所有的镜头都要反复拍。最多的一次，主演张鲁一被NG了50次。据演员们说，在片场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苏有朋从监视器前站起来，哪怕是上厕所，至少能让人喘口气。

　　2015年，苏有朋的处女作《左耳》上映，最终拿下了4.85亿元票房，但影片口碑却呈两极分化。“它让我收获了很多教训。”苏有朋说，自己和公众对青春片的理解有偏差，他没能用“热血回忆”来讨好当下，而颇为文艺的痛楚和救赎又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口味。

　　谁知道第一关过后，第二关更难。苏有朋不是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狂热粉丝”，为了让这个日本故事中国化，他做了扎实的功课。剧本修改了十几版，请各种专业人士为影片“找茬”。为了考究细节，他还专门邀请国内顶级的数学教授在石泓卧室的黑板上写下正在研究中的数学公式，只为了专业人士看到这一幕时不会因为道具而出戏。

　　这样的打怪，会不会太累？“说实话，演员为戏准备了两个月，拍戏花4个月，出戏1个月，总共7个月就结束了。但为了做导演，”他指了指心口，“我已经在这儿准备了6年，心累。”

　　关键词  颠覆

　　小虎队单飞之后，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苏有朋并不是前途最被看好的一个。当时，外形俊朗的“霹雳虎”吴奇隆和长得颇像“哥哥”张国荣的陈志朋，早已在其他领域有所拓展。

　　然而，顶着“理工学霸”头衔的苏有朋，从小就有一股钻研的狠劲儿。他当老师的妈妈曾透露说，上小学时，苏有朋喜欢上各种特长班，报了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电子琴、珠算等近10种课程。父母怕他太辛苦，想要减少些，不料苏有朋居然绝食抗议。

　　说起自己的转型，苏有朋的话开始多起来，“挑战和颠覆不会每一次都成功，我希望有突破，也希望大家把我过去的东西丢掉。这需要时间和运气，不是每个人都会等到机会的。”

　　第一次机会是《风声》里的白小年——那个受刑后被关在水牢里，最后被鞭打致死的邋遢男人。没人会想到，苏有朋竟把偶像包袱甩得那么彻底，去演一个捻着兰花指、阴阳怪气的诡异角色。然而，观众对这个角色的接受度极高，超乎苏有朋的想象。以此拿了个“最佳男配角”奖之后，苏有朋对以往帅气养眼的王子形象真的“腻了”。

　　当导演，自然也是“腻了”之后的一种表现。本着要做就做到最好的“处女座”思维，他焦虑、他纠结、他追求细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对得起观众。“怎么说呢……拍一部片子，希望的是大家花钱到电影院里去看。在那个乌黑的空间里完全投入到我们营造出来的世界里。”苏有朋说，“现在观众看的电影太多了，不要低估他们的智商。导演如果只顾自我表达，不顾市场和观众，是会受到惩罚的，我对此非常敬畏。”

　　对自己电影，苏有朋的最终要求是“好看”，“有文艺的内核、外面裹着商业的糖衣。”

　　关键词  回忆

　　没有回忆，就没有伤害。年轻时在同学眼里，苏有朋是个超人，一边唱歌、一边学习，还总是考第一。没有人知道，这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结果。“外界说我再好，如果我自己觉得不够好，那就是不够好。”

　　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换句话而言，他对自己要求苛刻。

　　曾经有一段时间，苏有朋很排斥在KTV里点小虎队的歌。因为即便“小虎队”解散多年，他还是会不停被媒体问起小虎队的过往， “别人不问你现在做什么，只关心你的以前”。

　　在大众眼里，他一直是那个充满正能量的“乖乖虎”。然而回忆起自己的16岁，只有每个礼拜的满满工作，以及担心成绩下滑的巨大压力。“那时走在街上，看到牵着小孩的妈妈，很怕她们会指着我的海报说：‘你看，他就是那个只知道排练，成绩却很差的乖乖虎哦！’”

　　如今的哑然失笑，依然掩盖不住当时桀骜少年心里的痛苦。苏有朋说，自己很喜欢“小虎队”的工作，但对于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来说，无法兼顾课业，成绩下滑，让他感到极度挫折。也正因如此，他现在才想竭力摆脱之前乖巧可爱的帅仔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想通过这种“叛逆”的行为来昭告天下：这个标签绑住我太久了。

　　苏有朋说，最让我害怕的事情，就是大家一直沉溺在回忆里，“在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都在努力让自己不沉下去。这很难，很辛苦。”时至今日，对于成为大众的标签，苏有朋已不再介怀。“回头想想，小虎队和《还珠格格》，象征着无数人的美好青春。因为喜欢，人们才能记住。对此，我很感恩。”　　

　　本报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