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录了15场挑战赛，30组选手。快的话，晚上十一二点收工，慢的话，要录到凌晨。”面前的张大春，一件蓝绿色汗衫，一条卡其色裤子，再搭配一双普通的黑色皮鞋，头发也没有特别打理，“不过我起床后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抄诗、考据、看书。”边说，他边把手中一厚摞东方卫视《诗书中华》的资料整了整，放平在酒店的茶几上。然后泡了一壶茶，这个几十年来对“有趣”很有追求的台湾作家，却严肃地讲起了小说家真正的社会责任。

　　壹  《诗书中华》，“来对了”

　　“这几年，也的确有很多综艺节目，竞赛的、赏析的，邀请过我，因为写作的关系，都推掉了。”一坐下身子，张大春就毫不讳言，这一次受邀作为嘉宾参与东方卫视《诗书中华》的录制，完全是因为好朋友钱文忠。“文忠突然有天，给我打了电话。”

　　就这样，这个台湾作家4月初第一次飞来上海，开始了辛苦的电视节目录制。4月底是第二次录制，“昨天又录到半夜，累是真的累。”采访那天，张大春下午又要进棚化妆、录制，又是满满一整个下午和晚上的鏖战，而这样的辛苦，每一次飞来上海，便要持续五天。“但那些真的用心爱诗歌的人，也真的让我感动。让我觉得，‘来对了’。”张大春回忆起，录制时候有个五岁的小女孩，因为答不出，快要急哭了，主持人问她你为什么会哭呢，小姑娘答，我不认识字。“她会背几百诗，但她不认识字，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临时抱佛脚的，那种吟诵的浸淫，那种美好，一瞬间打动了我。”

　　“其实，考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和文忠。拿到节目组给的题目，有空的时候总要琢磨琢磨，可能迁移分享点什么给观众，哪怕去录制路上，我都会盘算那些‘熟字’，能不能写出两句稍微生冷的来。”虽然跟钱文忠是多年老友，点评起来很有默契，但张大春说因为选手的现场应答他们无从准备也无从排练，所以还是会一遍遍地先把自己架起来，当选手考，“就五秒钟，我会想出什么来？真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贰  写古体诗，已近万首 

　　其实，张大春这么讲，实在有点过分谦虚。他对于诗歌的研究和热爱，在当代华语作家里是出了名的，“我写了很多很多古体诗，现在就有九千多首的存量。”但张大春说自己从未出过诗集，抱着节约纸张的初衷，将来也不大可能出版，“但每写一首诗，我就会增长一份知见，或者一份感动。”

　　写诗于他，可能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刚才正跟王蒙聊天。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台湾见过一面，那会儿他60岁上下，我才30多岁，现在我也到了他当时的年纪，便有点感慨。又想起来，当年苏东坡被贬到黄州的时候，有一个王姓老先生也来了，33年前也被贬来黄州，苏东坡就写了‘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真是动人啊。于是我跟王蒙说，我也要写几句。”

　　除了写诗，1957年出生的张大春，可以说是现当代最能写的台湾作家。他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出头的张大春便凭着旧学根底与对都会新气息的敏锐，写出了《将军碑》《公寓导游》和《四喜忧国》，擒尽台湾文学大奖，并被评论认为“开启了台湾现代小说在形式上完足并真正专业的黄金时期”。而后很多年，他从历史小说、儿童文学、武侠小说到魔幻作品，写作种类驳杂、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比如，如何保留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又加入新的细节，让它产生出新的活力的《城邦暴力团》；比如，这几年一直在持续更新出版的《大唐李白》系列，大胆替李白“代笔”，对其诗作进行续补、改写，真假莫辨，却真实地还原了 “诗仙”李白的一生以及大唐盛世的兴衰。

　　叁  想要拓展“小说”边界 

　　张大春告诉晚报记者，写《大唐李白》，多少有几分偶然。“就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李白死前没留下任何能够定义自己一生的作品，于是就仿照着，写了一首诗，贴在微博上，没想到反响很大，看起来大家对这个话题，都有兴趣。又突然有一天，我一拍大腿，发现‘大唐李白’四个字正好平上去入四声都有了，觉得很有意思，就定了这个书名。”

　　但真的开始写，却不是“有意思”三个字可以概括其中的艰辛，“首先就要对唐代的政治制度、日常起居、经济规模等等做非常细致的案头工作，比如第一部我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李白跟钱的关系。原来当时也有‘通货紧缩’，我先后查了很多资料，光为了搞清楚这一个问题，就费了我快两个月。最后还找来研究历史和研究经济的朋友，交叉来给我作指导。”花了一年时间，张大春写就了《大唐李白》的第一部《少年游》，通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张大春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还替李白“代笔”，虚实难辨，却精彩叫绝。

　　很多人说《大唐李白》很好玩，尤其是张大春用这部小说的“边角余料”特地给周华健写了一首《侠客行》，其中调度的典故、知识、情怀，都是他那段时间的心境映射。但张大春却说自己特别讨厌别人说“好玩”，他说：“去做这一件件事，绝不会是为了好玩，为了好玩，可以喝酒唱歌旅游。那么辛苦，连周华健也被我拖累辛苦谱曲，是因为这个东西以前没有人做过，如果我们做了，之后这个东西的定义能被开拓一点，哪怕只是一厘米。”他甚至说写了几十年，并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只是一次次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边界。

　　肆  小说家关心作文教育 

　　想要拓展“小说”的边界多一厘米的张大春，却又说，“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大约从2007年开始，张大春就在自己小说创作的本业之外，花了特别多的心力关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

　　最初出版《认得几个字》，是为了教自己的一双小儿女张容、张宜识字，于是，他特意挑选了近百个汉字，在适切的疏解之外，更兼及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希望让孩子们有更宏远的视野，从小涵养出对汉字更为深刻纤敏的感觉。

　　十年之后，儿女已经长大，认字不再是他们的困惑，取而代之的却是同样困扰大陆和港台中小学生的问题——写作文。而比起当年陪伴孩子从头学认字时的欣快，作文教育中的种种问题，却让身为小说家的张大春非常焦虑，他跟记者算账说：“孩子们大概从8岁开始写作文，18岁以后进入大学，要是学了理科，就可能一辈子都不写作文了。但这十年的写作训练，只是揣摩分析题目，练习八股文章，渐渐地彻底败掉了他们对中文的胃口。”如此痛惜，于是，他的新书《文章自在》以38篇专文、45篇例文来为莘莘学子讲述文章与说话之道。“对于中文的启蒙，是一点一滴的，哪怕效果不大，我也要去做……”

　　张大春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完，催场导演的电话来了。于是，他收拾起一厚摞考题，精神抖擞地准备去化妆，去开始漫长却也充满欣喜的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