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就是跑现场的。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读书人毕生的高标准、严要求，但不求时效。而记者不行，新闻题材保鲜期短，一旦过了时效就成旧闻了。《三航报》的记者是工地记者，于是交通工具就显得和笔杆子同样重要。

　　1994年，我进《三航报》时骑的是自行车，仅作上下班代步，外出采访指望不上。采访前先在电话里问怎么走法，混熟了就等通勤班车或搭个顺风车。去外地公司大抵是火车、长途汽车，偶尔也坐下飞机。有时碰上其他报社同行坐辆采访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好生羡慕。

　　有次采访日本大东株式会社的永田先生，他西装革履，煞有介事，只知道有记者采访，不知道我的来历深浅。采访很顺利，气氛极友好，后来不知怎么聊到我们的交通工具上了，“News reporter no car？”不等翻译开口，我听懂了。“新闻记者，没汽车？”他觉得不可思议，我只能打哈哈，不是我不入流，我入的是中国人的大流。

　　大约是1998年，同事帮我搞到一辆跑了5000公里的二手汤姆斯助动车。从此鸟枪换炮，自由飞翔。我骑着它到处跑，比今天的快递小哥跑得还欢。当时，一公司在浦东机场做基础强夯，二公司在外高桥港区，三公司在张江有磁悬浮项目，兴华公司在昆山做房建，六公司在嘉兴做公路工程，我全部骑着“阿汤”赶去，那时胆大，居然敢穿行在不设非机动车道的罗山路上。去南汇围海造地工地，途经祝桥碾了公路中间一条狗，一口气疾驰10多公里逃到盐仓才敢歇口气。

　　一直到5年后我被汽车撞成腰椎骨折，汤姆斯的油箱撞坏，我才与“阿汤”惜别，那时路码表上读数是6.3万公里，我平均一年骑一万多公里，“阿汤”功德无量。

　　骨折几个月后，家人给出一道两选一的选择题：要么买车开车，要么不当记者。于是我买了机关本部首辆私家车，要知道那时的工资每月才1000多元，养不活这辆车，白干了还要倒贴。后来在南京碰见三公司同样买第一辆私家车的阿史，两人同病相怜了一番。

　　之后的5年，我有车跟无车情况是大不一样的，跑南京、宁波、无锡、乍浦、南通、洋山、崇明三岛、镇江、杭州，我再不烦劳别人了，朝发夕至，来去自由，而且开车还有一大好处：挡酒。

　　就拿第一次去西渡采访二公司在建的奉浦大桥工程来说，骑车去的，回家途中天降大雨，浑身湿透，只得躲进航头一家茶室，店中无暖可取，无衣可换，喝了几口热茶，待哆嗦一停又骑车冲进雨里。

　　而再一次去采访奉浦二桥的桥墩施工时，已是坐着私家采访车去了，回程中特地拐到金汇、泰日、航头等小镇兜兜看看，感觉真好。

　　这辆车用到我退休，计程10万公里，年均2万公里，我这时每月到手工资已涨到2700元了，养车略有盈余，前提是少跑收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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