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译出斯坦贝克的《罐头街》，周予同老师写介绍信让我去见巴金同志，问有否可能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社出版。巴金同志当时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一座房子的二楼。我到他家，他女儿还只有四五岁，偎依在母亲身边。我的译本他那里不能出版，后来开明书店接受了，但没有出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作协经常接待外宾，宴会上巴金同志作为东道主每次出席，受到外宾作家尊敬。有重要会议，我们也到作协，由巴金同志领我们去会场。如陈毅同志赴京任副总理后，有一次回上海会见文化界，就由巴金同志带我们到花园饭店参加座谈会。
“文革”期间，巴金同志被指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即译文出版社前身）学习。每次由那里去绍兴路人民出版社开会时，我都觉得作为后辈，有责任护送巴金同志转乘两辆公共汽车去人民出版社。一到那里，巴金同志的朋友便来迎接他，我便悄悄离开他到李俊民前辈身边。有一次在去人民出版社途中，他告诉我他儿子在工厂劳动。
“文革”以后，我就没有和他联系。我是一个不敢打扰名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