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影响履约前景

　　张海滨表示，由于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退出将对履约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此举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性构成致命伤害，动摇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根基。“《巴黎协定》最大亮点在于普遍性，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参加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张海滨指出，其合法性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如果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成效可能大打折扣。

　　其次，退出意味着美国明确宣示彻底放弃追求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这将使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回顾谈判进程，他认为，《巴黎协定》的达成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促成。其中中美欧三方所展现的集体领导力至关重要。因为《巴黎协定》的减排模式是以“自下而上”为主要特征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示范，效果难以保证。

　　再者，美国此举将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重创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类似不作为政策。如果美国不完成目标减排量，将增加其他国家碳减排负担。

　　张海滨认为，特朗普延迟采取气候行动还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研究表明，未来十年对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至关重要。

　　不确定性仍存在

　　张海滨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已成为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显示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姿态，入主白宫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气候变化”。在国内层面，控制气候变化信息的传播，公开质疑气候变化。迄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和推特上仍然坚持气候变化与人类行为关系不大的立场。在人事安排上，特朗普任命了多位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掌控政府部门关键岗位，包括环保署现任负责人普鲁伊特、能源部长佩里、国务卿蒂勒森和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在机构层面，特朗普第一板斧就砍向环保署，要求大幅缩减环保署编制。此外，在气候资金的安排上大幅压缩规模。美国环保局的预算从约83亿美元降至57亿美元，降幅高达31%，成为削减幅度最大的联邦机构。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研究经费也大幅缩水。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消极主要表现在：明确放弃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追求；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的其他多边机制，特别是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机制内阻碍气候议题的讨论和相关决议的通过。

　　张海滨认为，特朗普的国内气候政策已逐渐明朗，其试图全面推翻奥巴马时期的气候能源政策的意图十分明显。“但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到底能后退多远，仍存不确定性。”他指出，一个重要问题是，特朗普的国内气候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在美国，气候政策的决策权由国会、行政部门和最高法院共同掌握。加之美国近年来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趋势走强，美国社会气候变化意识逐渐提高，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将遇到强劲阻力和压力。“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领域想做的和实际能做到的之间，存在着差距和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 吴宇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