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巨来先生是我的篆刻老师。当我十二三岁、长成一个半大小伙子时，受家庭影响，也煞有介事地刻起图章来。父亲说，“你闭门造车，怎能刻得好？我带你去跟陈巨来伯伯学学吧。”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事，我刚进初中。于是每个周末，我前去富民路陈寓，坐在老师侧旁，一边看他刻章，一边听他讲授篆刻的种种，以及跟刻章没有关系的天南地北趣闻轶事。由此，我也结识了老师幼弟左高伯伯以及他们的一众子侄男女。不久后，我的绘画老师钱方轼先生由中央特准去美国与妻儿团聚，我需要重找一位绘画老师。巨师说，“我带你去跟小曼学学吧。”巨师携我第一次去陆家，他一边上楼一边高叫：“小曼！学生来了！”小曼老师坐在一张大藤椅上，还不满五十岁的她白发不少且未梳理，显得憔悴；她的面庞清瘦，皮肤白皙细腻。巨师命我立正，向曼师鞠三个躬。曼师说，“鞠一个够了！”巨师说，“他拜我，鞠三个，拜你，怎么能只鞠一个？”曼师笑着说，“你是大名家，我是三脚猫。拜我，鞠一个躬够了！”我想了一想，规规矩矩地鞠了三个躬。就这样，我成了这样两位老师的学生。在五十年代前期，他们两位都还年富力强，都师从文史馆气功高人乐幻智先生练习气功拳术。我常去陆家，看曼师作画，她边画边讲，主要是皴、染、布局等等技术性要领。当然，我们也谈别的话题。由此逐渐认识到，曼师知识面极广，关心天下大事，思想很有深度。几十年后拍成的电影电视剧表现出来的陆小曼，跟她的真实形象是相距甚远的。

　　那时拜师学艺，不奉“束脩”，纯是友情关系，老师们都很欢喜我。有一次，巨来老师带我去参加“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地点在巨师同门师兄张鲁盦先生的家宅。巨师对鲁盦先生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命我唤他“张伯伯”。张笑笑说，“既然也是金石家，那么填一张表格入会吧。”我窘极，不知如何应答，老师说，“好啊！你和我就做他的介绍人！”于是，我这个小家伙，由两位名人介绍，就成了与当时金石书法界最上层的精英平起平坐的“会员”了。会后还有余兴节目，把每人带来的礼品编号抽签，巨师把一枚图章、一把折扇当作我们两人的份子呈献出去。在抽签前，他在我耳边说，“我看中那边的一筒高丽纸。不晓得是啥人拿出来的。这东西没地方买。假如侬抽到，换给我，可好？”当时礼品非常丰富，记得有砚台、好墨、带着书画的扇面、大部头的印谱、当然还有其他实用物品。我说：“当然！”但后来，我抽到一把雨伞，老师抽到的也是通常的用品；我们两人相视苦笑，眼看着那整筒的高丽纸被幸运儿纳入囊中。

　　那时小曼老师健康尚好，不时梳妆打扮一番，去工作单位上海市中国画院开会学习，她也订阅几种杂志，看看文学艺术界的新闻。有一次，她兴冲冲地拿一本《诗刊》（复刊第一期）给我看，说，“这一期登了陈梦家写的一篇关于志摩的文章。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她兴奋地说，“看来，出版志摩全集的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总会渐渐解冻的！他是一个朋友众多，很少有敌人的人！鲁迅碰到他，面对面也是客客气气的！”不过，曼师的这个遗愿，最终未能在她手里实现。

　　由于我的兴趣爱好，曼师也常跟我谈诗。有一次她介绍我读一首冯至的诗，但是我没有感觉出那诗好在哪里，不过，它的音韵格律节奏却是极好的。最使我兴奋的是，有一次我问起关于诗歌音乐性的问题，她翻出志摩的一首《沙扬娜拉》，用随口哼出的旋律，轻唱起来。可惜我不会记谱，但至今仍能诵唱出来。单这一例，就使我对诗歌的音乐性有了极深的理解。

　　小曼老师住在延安中路延安新村，与陈寓很近，巨师与曼师往来十分频繁。后来两人同进画院为画师，又成同事。那时，上海只有陈巨来、叶潞渊、来楚生三位金石篆刻名家被画院延揽。曼师因为画院八十元人民币月薪不够开销，政府又给她一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职衔。但是，兼职不能兼薪，所以曼师实际领受参事室的一百二十元月薪，不支国画院的薪俸。那时，这项收入已属不菲。

　　到六十年代前期，小曼老师病况愈益严重，已是住院日多，居家日少了。终于一九六五年去世。

　　八十年代，我与巨来老师的师生之谊变成了动人的忘年之交，我见证了他获日本国会的邀请以个人身份访问日本、天皇府对他一人破例开放参观、大阪市颁赠他一枚金钥匙等等的开心荣誉之事；多少年来雁行折翼的挚友张大千先生突然来信、并寄赠《三岁的陈巨来》近作一幅；我多次遇见当时的一位市领导在他家里促膝倾谈、邀他外出请他吃饭。这位领导对他非常敬重和照顾，安排上海文史研究馆吸收师母为馆员，使她得到一份工资和公费医疗待遇……

　　一九八四年二月，我在上海闽江酒家举行婚礼。巨师赠我一对名章，边款是：“方晦世兄（娟娟女士）嘉礼 甲子正月初七 巨来敬贺 年正八十。”我说，“老师你不良于行，我的婚礼你不要来了。”他说，“侬结婚，我爬也要爬得来！”那晚，他由师弟蔡乃康扶持而来。陈左高伯伯全家光临。

　　不料，一星期后，我收到中国画院的讣告：巨来老师于我婚礼后数天突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