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前，我和弟弟不是跟外婆住在运河边的拱宸桥，就是在中河畔众安桥的奶奶家。上学后，因为学籍的关系，才随母亲住到位于老余杭的她所供职的医院大家属院里。记得那院子颇不小，宿舍楼前有一大片空地，角落里有一口井，是供大家吃用的唯一水源，三餐时分，尤其是傍晚下班后，井台边人气最旺，主妇们在交流菜谱的同时也八卦着东家长西家短，煞是闹忙。不必说，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吊着长长麻绳的铅桶，是吊水用的，老井的井圈边沿也被粗麻绳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凹痕深处还积着点点片片的青苔，绿得发黑，透着年深月久的踏实可靠，也带着点莫测的神秘。大人们说，这个地方，是当年小白菜出家修行的庵堂的原址，这口井，说不定还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呢，只不过井边的一圈水泥坪肯定是建医院的时候才铺的——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早就听外婆讲过，但我那时还太小，关心的只是跳牛皮筋跳丢了的一筒山楂饼和幼儿园六一节发的两粒硬糖要留给弟弟吃，对晚清的这桩著名冤案了无兴趣，更不曾关心自己的小学同学里面就有这桩大案涉案人员的后人。

　　吊井水，和发煤球炉一样，是当时最基本的家务活之一。母亲工作很忙，又常值夜班，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便早早地将这项技术活教给我这个长女——把桶放进井圈，下降到水面上，手臂轻轻一抖，水桶倾斜进水，等水满了，桶也就正了，于是一把把地收绳索，将桶提到井口，水倒进洗衣盆或者洗菜盆里，空桶再下井，如此周而复始。最后，自然还要拎一桶水回家去。当时正当盛年的父亲把着我的双臂教吊水的声息景况犹在眼前，他老人家虽已墓草青青，但其实永远在家人的心中。

　　当年，我人小力怯，一开始老是怎么晃桶里都没水，或只有小半桶水，等颤悠悠地吊上来已所剩无几。阿姨们便教我怎样使巧劲让井水入桶、怎样避免弄湿衣鞋，并不断提醒我千万别一不小心栽下井去，而叔叔们则索性麻利地一桶桶帮我吊。等弟弟长大一点，就变成他吊水我浆洗了。印象中，那井水清泠透净，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而且还冬暖夏凉。冬天我和弟弟去井边洗带泥的荸荠，虽然小手也被冻得通红，但印象中却远没有如今隆冬时节自来水的冰凉彻骨。夏天就更不必说了，男人们大都带着儿子在井边冲澡，恣意享受井水的沁凉，女人们则不会忘记每天用井水抹篾席。家境好的人家，则可以天天享用拿井水冰镇的瓜果。

　　那个年代买什么都凭票，暑假里我和弟弟的一大任务就是去买家里的票证商品。有一次，在烈日下排了许久的队，终于买到一只十三斤重的大西瓜，我俩高高兴兴地抬回家，用井水冰着。晚饭后，准备切瓜饕餮，不料我气力不够，手一滑，瓜轻轻摔到地上，马上裂成了几大块——是大红沙瓤，而不是黄瓤而略带咸味的兰考瓜！鲜、爽、甜，真是太好吃了，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堪称记忆中的第一美瓜！多年后，已是中文系学生的我读到南宋范成大的《食西瓜》：“缕缕花衫唾碧玉，痕痕丹血掐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便不由得回想起那个分享井水冰瓜，全家笑声不断其乐融融的夜晚。还有，亡父笑吟吟地说：“这，就是天伦之乐啊！”——其实，当年我和弟弟还不懂“天伦”二字的内涵。

　　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父母终于调到一起了，我转学离开了余杭古镇，也离开了那眼深铭心版的石井。记不清院子里是什么时候装上了自来水龙头，也记不清人们是为什么开始用自来水的。只记得，有了自来水之后，隔壁的红红奶奶和楼上的牙科叔叔，似乎仍然对井水情有独钟，很少在水龙头前排队凑热闹。虽然，路途并不遥远，我也曾好几次因公或因私回到老余杭，但都不曾故地重游——早就听说那里面目全非了，私心里，是不敢亦不愿破坏那记忆里越来越美好的清甜井水滋润的童年吧？！

　　每每听越剧里梁山伯和祝英台缠缠绵绵地十八相送，唱一句“不知道井水有多深”，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儿时大院里的那眼石井——家庭照相簿里，居然没有一张的背景里有这眼井，不过，没关系，它永远就在我的眼前心底，我的记忆有多深，井水就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