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汪曾祺，如果用一种特别正经的、特别学术化的语言是不对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这样一个作家。 

　　一月份拿到《汪曾祺全集》以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翻这套书。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汪曾祺的全集值得大家都看”“为什么汪曾祺是不可替代的”。 

　　谈到汪曾祺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两个字“完整”。比如孙郁先生说“汪曾祺的小说有高下之别，但是每篇都是完整的。”《汪曾祺全集》主编之一李建新说“我理解的完整是几乎每一篇完成度都相当高，都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无论是语言、技术还是情绪，我们整体看汪曾祺的小说也像浏览一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作品，有名作，有素描，还有速写，甚至是小纸片上随手画的几笔，这一切都让作家的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让人觉得更亲切。”

　　而汪曾祺自己说到完整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层含义，他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三段。” 

　　新时期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当代文学史出版，这些文学史当然不可能不写汪曾祺（所以他说他会进入文学史这个预言是对的）。但是这些文学史处理汪曾祺的时候都有一种啃不动这块面包的感觉。因为把他放在任何阵营和潮流里面都不太合适。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市井小说？诗化小说？好像都可以，但是好像都不太妥当。

　　汪曾祺是一个初读的时候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读的作家，感觉很浅很简单，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你可能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似乎很好模仿，但真的去模仿一下，读得很多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他说的，因为整个立场、整个氛围都不对。如果你能够同意我说的这种阅读感觉的话，那意味着汪曾祺的独一无二就在这里面。

　　我想说一个不成熟的答案，实际上也是杨汝絅的答案，他在给汪曾祺的信里面说“气氛即人物”。这五个字是汪曾祺自己说的。杨汝絅说“你这个看法可以说是读你小说的一把钥匙。”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说：“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汪曾祺说沈从文在联大的时候教一门课，叫做《各体文习作》，他出过两道题，一道题叫做《我们的小庭院里有什么》，一道题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这都是做氛围的练习，用沈从文的话说这是在车零件，你把零件车好小说就能写好。 

　　之所以说汪曾祺的小说“完整”，不是他的小说有头有尾，而是每篇小说写出独特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杨汝絅举过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异秉》里面那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他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在很多县城里都有，但是只有王二身上带有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而且因为生意兴旺，这个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的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又奇妙沾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位作家都敢于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王二的传神之处在于，他身上的气味如此复杂，以至于读者没有办法把王二从旧时高邮的小县城里剥离出去，我们用同样的笔调没有办法写北京卖煎饼的。

　　汪曾祺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浑然，他从事创作五十多年，中间有各种力量拉扯、限制他，但是汪曾祺就像很坚韧的气球一样，不管怎么拍打他、推打他、遮盖他，这个气球始终是气球。他生前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希望我悄悄地写，你们悄悄地读”，“我不喜欢被研究，我不希望被引人注目，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主流，我就是边缘作家。”他对这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自我认知。

　　汪曾祺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里面，他经历的苦难并不是最深重的。但是说到他的创作延续性和浑然一体，我们很难数出第二个人。当然汪曾祺一直在学习，沈从文是他的老师，老舍、赵树理，以及民间文学研究、张家口下放的经历、京剧创作经历，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烙印，但你始终没有办法把汪曾祺归到任何一个派别当中，他就是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写的汪曾祺。 

　　打开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代入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就好像爱丽丝奇遇里面树洞的入口，一旦进去以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这个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我想没有人会质疑汪曾祺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但是他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故事跟任何一位作家笔下的中国人、中国故事都不一样。我这是一句非常粗浅的、像废话一样的结论，但这是我怀念汪曾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