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敬泽再次见面，是5月份在山西汾阳贾家庄，贾樟柯发起的吕梁文学季活动上。围绕“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主题，李敬泽发表了“自吕梁而下”的文学演讲。
这二十多年，在北京众多文学研讨会上，我们经常见面。李敬泽，从编辑到评论家，再到作家；从《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到《人民文学》主编，在文学的天地里，成为如今的中国作协专职副主席。
“我尽力做一个耐心的、审慎的见证者，我希望我的观察能够具有一种知识价值，就是，我们的文学和这个时代如何相处。”作为一位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期中国文学的重要见证人、参与者，李敬泽笑言，世事变迁，时光如水，很幸运，我们还是文学的信徒，留在文学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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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学盛世的日子
1984年，20岁的李敬泽北大中文系毕业，当时班上的同学，一半人出国，另外一般人改行去经商。
“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好好走。我没有特别主动地去规划什么，但我做事情，一定会认认真真去做。”
李敬泽最后到了中国作协，在地安门四合院里办公的《小说选刊》杂志社做小说编辑。虽然年轻，才20岁出头，但李敬泽还是感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巨变带来的冲击。当时，《小说选刊》的影响大，作家们都很看重这份由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选刊，这份杂志当时也承担着文学潮流风向标的作用。
当时，正是中国文学爆炸的黄金时代。王蒙、刘心武、汪曾祺等这样的作家正当红，而韩少功、张承志、阿城、王安忆、李锐、方方等作家已经成为主力，而师承自西方先锋派文学影响的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年轻作家已经登场亮相了。
一时间，中国文学的四代作家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文学大繁荣的盛世景象。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那个时期的文学，还是让人兴奋：不断有新的面貌的文学作品出现，都是突破已有的文学作品范式和标准的东西，短短几年时间，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都被善于学习的中国作家们捋了一遍。
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许多事情从一开始不接受，怀疑和自我怀疑，到最后确定下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文学也在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每一期初选出来的作品往办公桌上一放，办公室不同年龄的编辑的意见都不相同，稿子用还是不用都是大事儿，需要经过反复的争论与沟通，最后主编确定。”
李敬泽在《小说选刊》待了六年，“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文学人”。
1990年，因为经营不善，《小说选刊》停刊，李敬泽被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朱伟看中。
多年以后，李敬泽回忆：“当时编辑部里活跃的，是朱伟以及原来《中国》杂志过来的林大中、林谦他们，朱伟是一编室主任，他是80年代新潮的一个主要推手。我的上司，他后来离开《人民文学》去编《三联生活周刊》后，我接替了他。”
《人民文学》是国刊，版面有限，全国各地的来稿又特别多，其中大部分稿件，都没有达到发表水平。
刚到《人民文学》，李敬泽的主要任务是看自由投稿。在报刊工作的编辑都知道，看自由投稿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按照规定，又不得不做。有几年，李敬泽到各地开会，经常会遇到基层作者对他说，“李老师，我收藏着您给我的回信呢，您当时给我写了好几页审稿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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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做蝴蝶收集者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在文学编辑的本职工作岗位上，李敬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编辑最重要的是眼光，好的文学编辑要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对世界的深湛理解，更要有对文学的热爱和忠诚，要能非常敏锐、精确地把握作家真正的才华，一个时代文学和艺术的潮流风向，从而足以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起到隐蔽的推动作用。”
作为文学杂志的编辑，青年作家的幕后推手，李敬泽默默地培养了红柯、叶舟、李娟、梁鸿、王方晨等一大批青年作家。
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李敬泽都在认真地读小说，发现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学，除以自己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为阵地外，联合了《作家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河南的《莽原》、浙江的《东海》、山东的《时代文学》，推荐一些新出现、符合他文学审美趣味的青年作家。像李敬泽这样尽心尽力的文学编辑，从杂志编辑变成图书主编，到报刊合作通过专题策划，致力于文学新人发现挖掘和推荐的，可能很难找出第二个。
“我喜欢编辑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工作是对人类才华的收集、分类和鉴赏，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就好比我是个蝴蝶收集者，永远期待着一只从未见过的蝴蝶。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良多，我从不认为我提携了谁指导了谁，我没有那么狂妄。”
作家李洱曾说，“李敬泽通过一篇小说，看出了我的‘写作能力’。我其实是想说，一个杰出的编辑除了对文本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以外，还要能够以文及人，看出一个写作者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为此，一位杰出的编辑甚至能够容忍作者某部作品的失败，并给他以适当的鼓励，所谓高眼慈心。”
很多作家都信任李敬泽的眼光和评价。刘震云说，自己读书受两个人影响较大，他们都姓李，都是评论家，一个叫李敬泽，一个叫李书磊。“他们读书比我多，有好书就推荐给我。”在文学圈里，李敬泽的只言片语，经过不同场合不同渠道辗转传递后，给那些年轻的作家们以精神上的巨大鼓励。写作是孤独的，作家是脆弱的，将心比心的评论，是发现也是火花，照亮那些在各地隐藏的写作者们。
在阿乙、冯唐、梁鸿、李娟等青年作家那里，李敬泽有“文学教父”的美誉。江湖也有夸张的传言：“到北京，爬长城，吃烤鸭，见李敬泽。”
但对自己的功能与作用，李敬泽自己是很清醒的。
“我始终认为，文学杂志编辑就是勤杂工。既然是一份工作，花了时间和精力，那就认真用心一些。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而不是读一本书就要想着要怎么写文章评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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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些文学饭局
仔细回想一下，我是1995年认识李敬泽的。
那会我还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写点诗歌也写点小说。经大学时期的好朋友邱华栋介绍，我在北京的文学饭局上，认识了李敬泽。
那会的李敬泽的形象，和现在变化不大。自然鬈的头发，眼睛黑亮，衣服看着朴素，却又是精心挑选的，到了秋冬天会穿风衣，搭配各种围巾，看上去很像历史照片里的文艺青年。
作家徐坤给李敬泽写过一篇印象记，《李敬泽: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文章有首诗很形象地描述到上世纪末期的李敬泽：“骏马策动，进退于时尚风口和浪尖/来历不清的鬈毛激起青年们心中的火焰/点燃你左右逢源滴水不漏的香烟/将空心儿的赞美一圈圈吐向蓝天/很有意义的小废话和慢条斯理的发言/构成各种庄严仪式上最重要的歌篇”。
曾有人说：“我一直认为李敬泽有一种诚实的基因。这种诚实是藏在骄傲之下的，这一种素质，使得他的本相不经修饰、才华不经掩饰、态度不经装饰。他有一种世界任我，爱谁谁的劲头。他理所当然地高傲和自尊着，并且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张扬出来，只求一种内心的通透感。”我认为，用来形容李敬泽，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当时，北京的文学圈有三个饭局，一个是《人民文学》杂志的，李敬泽主持；一个是《北京文学》杂志的，兴安主持；一个是《青年文学》杂志的，李师东主持。
在这些饭局上，李敬泽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饭局通常是喧哗热闹的，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意见不一或者是发生论战不可开交之后，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一旁安安静静抽着烟喝酒的李敬泽，等待他的声音慢悠悠响起，以固定的节奏，坚定持续的表达。他说话仿佛有一种魔力，热气腾腾、喧哗热闹的房间，通常就慢慢安静下来。
文学杂志的饭局往往是流水席，好的人缘能否持续下去，人气能否持久，往往要看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能否从工作变成朋友，聊得来，变成知己和朋友，还得靠彼此的深入的精神交流。精彩的饭局，涉及读书的深入，肚子里知识的厚度，文学价值观的碰撞，还有精神智力的探究和交锋。
记忆里，李敬泽饭局的人气是当时最旺的。
他的饭局总是围绕了很多知名作家，比如刘震云、王朔、徐小斌、关正文等人的，也有徐坤、邱华栋、李大卫、李冯、龙冬、艾丹、狗子、丁天、丁天、田柯、狗子等年轻作家，而从外地南来北往的，比如施战军、李洱、李修文、东西、红柯、毕飞宇等作家，也是当时的常客。
饭局的地点，基本上都是路边简陋的普通饭馆，或者就是脏乱差的路边烧烤摊。大家愿意参加李敬泽的饭局，是因为对他的一语中的、直言不讳的欣赏，对他的视野、才华、能力的折服。
我怀念那些夜晚的长谈，话题总是古今中外的作家，文学的流派，地域文化与作家，同行和自己的作品长短比较。可谓是“酒肉穿肠过，文学心中留”。
2008年，李敬泽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成为《人民文学》创刊以来年纪最轻的主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最“没名堂”的一任主编：历任《人民文学》的历任主编依次是：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张光年、李季、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
李敬泽执掌《人民文学》的六年里，《人民文学》杂志变厚了，纸张页码增加了一倍，开始发表麦家、贾平凹、郭敬明、安妮宝贝等人的长篇小说；变得更接地气了，更新锐了，也有了大量推荐阿乙等年轻作家的青年作者专号，发表了慕容雪村、梁鸿等人的作品。有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徐皓锋的武侠小说，甚至是侦探小说，网络短篇小说专辑，还有关注90后作者的“新浪潮”栏目，一批90后作者（温方伊、莫小闲、蒋在）在《人民文学》发表剧本、诗歌而广受关注。
2014年，李敬泽离开《人民文学》，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过日子就好好过日子，工作就全力以赴认真工作，现在做作协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不认为这和自己的写作有什么矛盾。”
这五年，他又写起了散文，一连出版了《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会议室与山丘》四本新书。
忙完所有的工作，安安静静读书写作，“我不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比如写作，看一看古今中外那些大作家，他们一辈子何其宽阔，做了多少事啊，所以我觉得工作是我的财富，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它让我和世界保持真实的、有意义的联系，它也赋予我看人见事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