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红色文化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近日，一份由1020处红色纪念地组成的上海红色文化图谱已基本完成。在有关专家看来，通过跨学科地研究上海红色文化图谱，串点成线，无疑可以更好地讲好上海的红色故事。这些红色地标集聚精神力量，也在辐射真理之光，并将成为传递初心的大课堂。

　　构建独特的红色风景线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留下了众多光辉耀眼的红色历史足迹，诸如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中共四大、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中共中央文库遗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等等。

　　为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在新形势下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激励作用，上海城市的红色文化资源需要更为深入的发掘和传承，这需要建立在对上海革命史进行深入学术研究和认真细致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本着这一宗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现在已形成了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图谱。这不仅为上海构建出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线，为上海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更开启了红色历史景观与现代都市文明相得益彰的经典范例。

　　上海市政协始终密切关注上海红色资源保护、开放和利用，深入开展了多项调研、提出了多项重点提案。此次的“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是上海市政协和学界密切合作的成果之一。

　　据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姚霏介绍，“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苏智良教授领衔，“这个项目的萌发源于2010年前后，苏智良教授开始从事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历史人文地图集’。当时为了做这个项目，关注到了上海的革命历史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注意到以往的党史研究成果，大多仅关注中国共产党人甚至个别领袖人物的活动，而忽视了中共基层组织和各阶层民众的进步活动。”

　　“1949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由毛泽东主席修改审定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就强调，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很长时间里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姚霏说：“在中共领导下，各种进步革命力量在上海汇聚、发声、共同向着建成新中国的方向努力。上海的红色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的红色文化，是见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走向的一种红色文化，代表了革命力量的合力。上海是见证这一种合力的历史现场。”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指出，红色遗址遗迹是红色文化的载体。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总源头，上海也是国内红色遗址遗迹数量最多的地区，并具有层级高、时段集中的特点，基本完整串连起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创建到诞生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上海城市文化最重要的地标。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了“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现场，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上海红色文化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绵延不绝。从新文化运动发轫、中共建党，到国共合作，从抗日救亡到迎接解放，红色文化伴随着上海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阶段，红色历史的完整性，成为上海文化的一大特色。第二，中共中央长期在上海。在1921-1949年的28年中，中央在上海长达12年,策划与指挥中国革命。第三，内容丰富。它涉及政治、国际、军事、工运、统战、文化、情报、名人故居等。第四，留下大量红色历史遗址。

　　本次公布的1020处红色纪念地中，许多已建成博物馆、纪念馆，有些还需要继续研究和保护，精心呵护。

　　姚霏表示，“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收录的上海红色纪念地，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史迹。时间范围，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空间范围为今日上海全境。

　　据悉，1020处红色纪念地，将分三个等级展示。第一等级为50处重要纪念地，多为旧址保存完好、有相关纪念馆且认知度较高的红色纪念地，如一大、二大、四大、茂名路毛泽东旧居、周公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等；第二等级为125处一般纪念地，包括在沪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特科在沪活动地点、上海解放相关事件发生地等，内容多元，特色鲜明。第三等级以机构、故居、活动发生地、纪念地形式分类，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爱国人士在工运、地下斗争、抗日救亡、统战等领域的红色史迹。姚霏也指出，希望能利用这一项目，推动上海的红色历史风貌保护工作。

　　系统讲述上海红色故事

　　“我们认为红色资源不仅是历史资源，更要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成为容易认知、可供利用的资源。”姚霏说，“鉴于此，我们策划了一本基于严谨历史研究又面向民众的指南书《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下简称“全纪录”）。”

　　姚霏透露了书中一些细节，比如：2018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制的《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其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在沪机构和活动地旧址、遗址为24处。刚闭幕的“初心论坛”提到中央早期在上海的各类机关重要旧址30余处。此次在“全纪录”书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在沪机关和活动地旧址、遗址为44处，新增的主要是一些秘密联络点、印刷厂、电台等。又如，上海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出发地，“全纪录”一书中整理了近20处相关地点，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发赴法的黄浦码头、汇山码头等。

　　此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文化地点。如愚园路1293弄2号的何遂旧居。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中共利用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立法委员何遂的居所作为掩护，由张执一和何遂之子何康与国民党陆军中将吴石联系。吴石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何遂居所，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份情报对当时的渡江战役起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又如，位于建国中路155弄13号的杨度故居。1928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济难会等进步团体。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周恩来批准成为一名秘密党员。杨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周旋于各种人物之中。他曾不止一次地把情报藏在雪茄烟内，或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转给上级党组织。他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日报》题写报头，掩护过地下党组织，为党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9月杨度在上海逝世。由于他的革命活动从未公开，40多年后，周恩来在病床上还特意关照，在《辞海》条目中要写上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容。

　　姚霏坦言，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一些红色景观正在消失，“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曾经的市级、区级文保单位在市政建设中消失，如曾经发行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中共早期发行机构——上海书店。1959年5月26日上海书店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6月1日重新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因市政动迁，旧址被拆，立碑纪念。又如位于延安东路1472弄7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暨任弼时旧居于1962年9月7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在市政动迁中被拆。还有一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仅仅挂了铭牌，有的甚至铭牌不翼而飞。《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也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变化。”

　　姚霏表示，在呈现这1020处红色纪念地遗址的方式上也花了不少心思：为了让读者能够系统了解上海的红色革命文化，在第一、第二等级词条的排序上，尽量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在尽可能还原到今天地址的情况下，配以相关交通信息和场馆开放时间信息；同时，在文字上，力求翔实生动、可读性强，并配以相关“小贴士”，丰富红色纪念地的相关信息。而在第三等级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存或暂不可考的地点。“在我们看来，我们有义务记录那些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同时，将制作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姚霏说。

　　跨学科研究上海红色文化

　　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峰看来，讲好上海红色故事，研究上海红色文化，很重要的还是要深入挖掘英烈们的故事。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有一对“英雄”夫妇在上海留下了不凡足迹。“英”，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雄”，为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等职的何孟雄。在食无定时、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的险恶环境中，他们携手组织革命群众与反动统治者斗争，只为实现他俩的共同理想——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民主社会。1929年，缪伯英因积劳成疾病逝。1931年，何孟雄在龙华牺牲。他们年幼的儿女被送入上海孤儿院。

　　“这样的故事在龙华烈士陵园还有很多。”薛峰说，“这片土地铭刻了众多革命先驱在上海所发生的英雄事迹，更加彰显了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光辉篇章，成为中国革命艰难曲折、前赴后继的重要见证。所以说上海拥有最突出的‘革命先驱’群体——龙华英烈。在红色纪念地的发掘中，进一步讲好英烈的故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为方便广大市民探索历史遗迹、走近红色资源，寻访红色基因，同时为专业学者提供参考研究资料，上海市测绘院陆续推出一系列红色文化相关地图产品，包括《上海红色文化地图》《上海抗战史迹图集》《上海抗战史迹导览图》。在上海市测绘院第四分院总工程师忻静看来，将红色纪念地一一标注在地图上，可以全面展现上海红色史迹、革命遗址的分布情况，对于研究将会产生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除了纸质版之外，线上地图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微信端浏览。线上地图既包含了定位、搜索、缩放等功能，还可以囊括历史沿革、建筑年代、建筑特征等文字介绍及照片浏览，内容丰富、直观实用，对面向社会传播、普及红色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上海音像资料馆馆员李东鹏博士表示，1020处红色纪念地地点一一标明，线索明确，将从多个维度帮助历史影像研究的拓展：第一，部分历史影像拍摄到了红色纪念地，记录下了早期的历史风貌，如1927年一大会址周边的历史影像、1932年四大会址周边的历史影像，让后人可以看到早期的红色纪念地景象。第二，许多历史影像记录下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解放等，可以直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第三，城市影像记录城市百态、社会变迁，这对于研究上海为什么会成为“党的诞生地”、城市变迁与红色资源的关系等论题，可以从历史性、社会性、艺术性等角度，提供具有重要历史记忆的参考。

　　“历史影像不仅本身是一笔宝贵的红色资源，在当下的信息化社会中，更能为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宣传工作服务。”李东鹏说，“通过将历史影像、红色纪念地、历史地图等多种研究成果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影像研究水平，也将极大推动上海红色文化的宣传。”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梦开始的地方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13位中国共产党人汇聚在这里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现任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张黎明表示，中国共产党选择在上海诞生，然后从上海出征，走向全国，走向执政，这是我们党用脚步丈量、用鲜血和生命撰写的出征史。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的鲜活“教科书”。而对于党员来说，这里则是革命圣地和精神家园，是怀抱虔诚的态度来接受精神洗礼的地方。张黎明表示，每一次重温先驱们的事迹，都是一次精神熏陶，一次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净化。

　　“如果过组织生活来到这里，无论年龄长幼、职务高低，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你在工作和生活中缺少了劲头，失去方向、迷惘彷徨时，来到这里，看一看、听一听，一定能找回你入党时的初心，汲取力量，获得再出发的动力和勇气。”张黎明说，“如果你取得了成绩，获得了荣誉，也可以在这里重新‘充电’，不断进步。有时候回头看，是为了朝前进。”

　　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中国共产党走过苦难而光辉的历程。重温初心之路，是为了更好前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