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周末，家长似乎都加入了送孩子去早教的大军，有的妈妈陪儿子去学音乐，有些爸爸带女儿去学英语，也有的家长送孩子去学画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都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我小时候，“早教”这个词还没生出来，有意识的早教并不普遍，就算是早早教”了，也是最基础、最简单、最不花钱的，当然也是最不高大上的。

　　坐在外婆的腿上“摇到外婆桥”是我最早的“教”。那时候，学龄前的小孩子，大多是由祖辈或兄姐照看，童谣大约是唯一的早教吧。我算是幸运，两岁多不到三岁，父亲把我送到了延安西路定西路上的一个私立幼儿园，在一幢老洋房的二楼，两个阿姨看护着十来个孩子，有点像现在的日托班，自然没教过什么东西。不多久，我又转入了同样在定西路上的一个公办幼儿园，在那儿，倒是学了些东西，因为学得快、学得好，那个方脸盘的班主任夏老师特別喜欢我，上一年级时，她还来我家看过我。

　　在这个幼儿园，我玩过一次失踪:有天，我揣着刚发的下午点心，偷偷地逃出了幼儿园，去了两公里开外的家，把三块喜欢吃的饼干带给外婆吃，外婆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一个多小时，可把园方老师和父亲折腾坏了，但好歹也算是孝道早教的一次践行，让父母在惊恐之余，还是有点悄然欣慰的。

　　母亲在四川的老家念到了高中毕业，似乎还有点早教意识，学龄前她就教我识字、教我算术、教我写啊画的。她给我买过两套看图识字卡片，正面是水粉画和汉字，反面是拼音，大约有百十来不到二百张，也就是说，六七岁前，我至少认了有两百来个字，这点成就放在今天算个毛钱哪！可在那个年代却是蛮稀罕的。当时市场上出售的卫生纸有两种，一种色泽蜡黄，相对柔软，但却很粗糙;另一种灰黄色，相对光滑。有段时间，母亲就让我在这种卫生纸上用铅笔习字。毛笔字是在描红簿上练的，描是描了好多好多，但字却写得一般般。

　　父亲很早就替我订过一本杂志，名叫《小朋友》，里面有儿歌、童话、故事、谜语、漫画、趣味算术、拼音教学、涂色游戏……这本杂志，还有家里的一堆小人书，是我无声的早教老师，它们教会了我许多人生的基本常识和基本道理。我印象最深的小人书是《白雪公主》和《小无知的故事》，前者是世界级的童话，后者讲的是一个“无知”小男孩的种种可笑趣事，开心一笑之后，让小无知的我慢慢地懂事、慢慢地长大……

　　家里的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我的又一个早教老师。广播里有个少年儿童节目，名字叫“小喇叭”，记得是每天晚上6点半，随着开始的儿童乐曲，一个稚嫩的女童声说道：“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讲故事、念儿歌、教唱歌，还有小广播剧等等，都是这个节目的主打，我每天都会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地收听。“文革”开始后，小喇叭不再响了，节目变成了一片红色，一点儿都不好玩，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了。

　　上小学前，班主任周玲娣老师来我家家访，当她得知我上过幼儿园，又会拼音、认几百字，眼睛都发亮了。上学后不多久，我就被她推荐为少先队中队主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官职，它和我以后所有的学生官职一样，很大程度上是靠读书成绩支撑的，根子上是靠那一点点“早教”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