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 国人重文轻工的“指挥棒”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这是《诗经·淇奥》中的几句，用切磋和琢磨器物来形容君子精湛的学问和仁厚的品德。《大学》就此发挥道：“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朱熹的注解是：“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鑢锡。磨以砂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

　　古人说道理往往是“近取诸身”，拿身边的事做比喻。可见在上古时期，华夏族的先民已有很好的制造工艺，制造玉器和骨器精益求精。事实上，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即便很早时期的中国人也有相当高的制造技艺，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先生就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论述了古代“中国制造”之灿烂辉煌。

　　但笔者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或曰制造业横向比，在唐以前领先于世界，纵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从此之后，几乎没有太大进步，不但被西方各国赶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就以建筑和冶金两大能代表传统制造业水准的行业为例，直到唐代时，中国至少在亚洲可傲视诸邦，日本从政治制度、文字到各项工艺，几乎都是拜中国为师。日本古城奈良仿照唐代的长安修建，于759年修建的唐招提寺是由东渡的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完全遵从唐朝匠人的工艺。到了今天，日本有一批专司古建筑维护和修建的工匠队伍，他们多为世代父子相传，一代代孜孜以求工艺的精进，其对中国古代建筑精神的领会和工艺的继承，已然超过中国的同行。

　　冶金也是如此。到了宋代，日本的武士刀已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道：“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这首诗感叹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的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锻造出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到了明代，日本的锻造技艺超过了它的老师中国，当时日本的将军派遣使节向明代皇帝献贡品，贡品主要有良马、倭刀、玛瑙、金屏风、扇子。拥有一本日本制造的武士刀，是上层社会值得夸耀的事情。

　　欧阳修的感叹其来有自，中国先秦时期，工匠对锻造技艺的追求一点不亚于今天所称颂的日本“工匠精神”。《搜神记》中有一则“干将莫邪”的传说：干将是春秋时楚国最有名的铁匠，他锻造的刀剑锋利无比。楚王命令干将为他铸宝剑。干将得令后，与妻子莫邪为楚王铸成宝剑两把，一曰雄剑干将，一曰雌剑莫邪。由于他知道楚王的性格乖戾残暴，所以在将雌剑献与楚王之前，将雄剑托付其妻传给其子，后来干将果真被楚王所杀。他的儿子赤成人后，莫邪指引儿子挖出深埋的雄剑，并说出其父的死因。赤最后完成父亲遗愿，将楚王杀死。

　　这虽然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反映出中国在春秋时代冶金和锻造技艺的水平之高。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开始落后于原来的东邻“学徒”呢？难道是后来的中国工匠变蠢变懒了吗？

　　当然不是，我们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去找答案，制度的变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因此会引起一些行业的兴旺和一些行业的衰败。或者可以简单地说，科举制是中国人重文轻工的一个重要的“指挥棒”。

　　帝制时代

　　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匠人

　　干将所处的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轻视各类凭手艺吃饭的人，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建筑业以及木匠的鼻祖鲁班，即鲁国的公输盘，凭自己的技艺做到了楚国的大夫。《墨子》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业领袖，他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见到公输盘之后，两人进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认输了，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

　　齐国的相国管仲提出著名的“四民分业论”，即“士农工商”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分别培养，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对于工匠，他的建议是：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们的用途，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年少时就学习技术，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见异思迁。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

　　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不利于阶层流动。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因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

　　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隋唐科举制的兴起，更使工匠群体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当唐太宗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自得地说了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对有限地促进社会平等、阶层流动起到很好的作用，使平民子弟能够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评判。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于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

　　这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如明朝的造船业发达，那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中国古代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纯靠经验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