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大势所趋

　　社长沈钧儒在发刊词《为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全民周刊〉的使命》一文中，提出周刊的基本任务：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把抗战以来视抗战为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改变为全面的民族抗战。

　　抗战一周年时，《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沈钧儒、邹韬奋以及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人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邹韬奋撰文指出：“我们决定在集中双方的力量，发挥双方的特点，补足双方过去的不够的原则下，以统一的意志，从事更大的努力，力求我们今后对于全民动员的号召与教育上更多的尽力。”邹韬奋在编报刊的同时，还努力扩展生活书店的业务。抗战以来，生活书店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设立了不少分支机构。1937年底，在汉口成立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制订了管理方案和出版计划，使书店的影响越做越大。

　　沙千里到达武汉后，继续用蚁社的名义，合法地支持抗战，宣传抗战。蚁社在武汉时，最多发展到四五百人，吸收了武汉当地的许多人，做了大量抗日工作，参加了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蚁社把许多精力放在战时教育上，开办战时训练班，学员毕业后介绍到前方。后来，蚁社遭到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取消了它的合法性。

　　沙千里还在武汉创办了旨在面向大众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报》。

　　李公朴与沈钧儒不仅创办了《全民周刊》，并且在武汉建立了全民通讯社总社，积极有效地进行抗战宣传，著成《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的小册子，他高声疾呼道：“我们对敌抗战，是一个长途的艰苦旅行，这中间是要经过许多的荆棘与障碍。我们不但不能后退，因为后退就是无路；而且也不能左顾右盼，因为左顾右盼就会跌入深渊。”

　　他详细地阐述了游击战与持久战的关系，就什么是游击战、游击战与正规军及民众关系、游击战的现状等展开了论述。他认为日寇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布满士兵，利用空隙，发动游击战，敌人必然疲于奔命；游击战还可以牵制敌人，分散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帮助我方正规军正面应对敌人的进攻。这是李公朴抗战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他亲临前线战场，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张的结果。

　　李公朴并不留恋大后方，1938年到达山西，去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但是到达临汾后，阎锡山不愿放手让他工作，利用亲信竭力排挤，也不兑现让他出任副校长的诺言，李公朴决意离去，回到武汉。

　　不想，回到武汉不久，他又遭到了一次关押。当时国内的最大兵厂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不满工作现状和生活待遇。恰在这时候，李公朴与沙千里应邀去该厂做抗战演讲，没几天，工厂出现了罢工，工人代表被抓，社会上谣传说是李公朴和救国会煽动了罢工。李公朴不以为然，6月7日去找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讲理，驳斥国民党的谣言，要求释放工人代表。陈诚愤然地说：“在抗日战争正紧张的时候，煽动罢工，就是破坏抗战，非枪毙不可。我不只要严办工人，对于那些煽动者，我也不会客气。”

　　经过一场激烈争辩，陈诚把李公朴扣留在政治部，长达一个月之久。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要求疏通下，才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后，国内要求团结抗日的政治势力终于团结在抗日的大旗下面，实行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是大势所趋。8月25日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召开由真正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吸收抗日党派、军队和团体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构。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和施政方针问题。中共向国民党中央再次建议组成包括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提高抗战救国的效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设置“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公布了《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