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和王安石都以文学才华闻名于世，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他们私交不坏，然政见相左，王安石变法历时十多年，苏东坡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他看来，新法并非一无是处，但结果是国家富足而百姓贫苦，实乃与民争利之举。

　　苏东坡批评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官府的高利贷，而市易法则是把“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导致了商人亏损，市场萧条，至于均输法，更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交易成本的加重。苏东坡写道：“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典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这样做，使“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这就是说，商人是市场经济中的风险承担者，政府干预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应有回报，而且挤压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有效机制的作用空间，最终危害社会经济。

　　无独有偶，八百多年以后，面对政府干预思潮的兴起，美国经济学家奈特也强调了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的不可或缺性，他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利润是市场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报酬，因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而企业家的竞争和冒险一方面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奈特的这一发现，不正是苏东坡曾经分析过的吗？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拥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想当年，奈特的博士论文就是针对渐成气候的凯恩斯理论而写的，这种历史的相似性耐人寻味。

　　张五常说，看中国的发展，你不可能说中国没有天才，中国的天才多得很，比如苏东坡，他的创意很厉害。经济思想具有缜密的理论逻辑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天才的发现往往可以穿越时光，打通中西。从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严厉抨击中，人们不难领略中国古人对市场经济内在法则的非凡洞见和理性追求。